李永康:《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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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康:《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

帖子 由 Admin 于 周五 十二月 21, 2012 10:27 pm


李永康:
《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
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早期最著名的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由于年代较早,画面质量不太理想,伴音也有些浑浊,不能与当今先进的影视技术产品相提并论。但其反映的内容,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进行比对,仍然给老汉俺带来了一分心灵的震憾,令人不得不深思。
影片开始,解放战争宏伟壮观的场面拉开了本剧的序幕。气势磅礴的炮火、滚滚弥漫的硝烟,解放军将士们不畏牺牲、勇猛向前、冲锋陷阵的画面,展现了在中国共 产 党 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倒了 国 民 党反动派的统治,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的场景。随即,硝烟和枪炮声渐渐淡出,画面中出现了毛 泽 东 主席在中国共 产 党 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历史镜头,并配以字幕。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 产 党 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实践证明,伟人的预见和警告并非是杞人忧天、空穴来风。
单纯从影视艺术角度来看,该片没有太多刻意的艺术加工,更没有让人心灵振憾的音乐陪衬,完全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为线条,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身为共 产 党 天津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取得政权以后,经受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袭击,在资本家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下,丧失了阶级立场,发生了人生观的转变,从革命战士、建国功臣,堕落为 贪 污 腐 败 份子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 产 党 人深明大义,功过分明,决不姑息,重拳反腐的场景,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记实影片。
故事的情节我不想在此赘叙,有兴趣的朋友可从网上点击观看。这里,只想以此为题,发表一点个人拙见。
首先,一个政党,由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通过武装革命取得了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革命就此成功,从此便可安身息马,高枕无忧,坐享胜利果实了。如果在推翻旧的官僚体制以后,自己再取而代之,做起了新的官老爷。象阿Q一样,革了赵太爷的命,自己来做赵太爷。尚若如此,与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有何异议?中国历史上多次朝代更替,其原因无不如此。
毛 泽 东 主席曾尖锐地指出,“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主义,真正的道路还“路漫漫其修远兮”,还需要共 产 党 人不断“上下而求索”,以保持继续革命的精神,完成新的历史史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保证这个政权的健康发展,经久不衰,才是对执政党的真正考验。
1945年,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同毛 泽 东 主席有一次精辟的对话。黄老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 泽 东 当即回答说:“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精彩的对话,被称为“延安对”、“窑洞对”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可是,党内又有多少同志能象毛 泽 东 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破解这道难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44年3月19日,明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日,当时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毛 泽 东 看后,立即要求将此文列入延安整风文献,告诫共 产 党 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用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话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本鬼子还没有被赶出中国, 国 民 党蒋介石还掌握着国家和政府的领导权,共 产 党 人还在延安的穷山沟里苦苦挣扎,毛 泽 东 此时却告诫大家要防止今后产生腐 败 ,这不是无稽之谈、耸人听闻吗?如果诸位当时是共 产 党 军队里的一个团长、师长或其它什么干部,能相信这话有可能变成现实吗,能认真对待这个高瞻远瞩的告诫吗?然而在毛 泽 东 看来,赶走日本鬼子只是迟早的事情,从 国 民 党手里夺取政权也是必然的定局,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就是伟人与常人的区别。
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昔,毛 泽 东 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提出了“共 产 党 不能学李自成”、“要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其中的深刻含意。
事过境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公有制企业解体,几千万职工下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假冒伪劣盛行, 贪 污 腐化成风,精神信仰失落,社会道德滑坡,黑煤窑、黑砖窑事件触目惊心,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重新压在了底层老百姓的身上,劳动人民再次沦为了弱势群体。扪心自问,今天我们是不是又掉进了“周期律陷阱”?
其二,从《新中国第一大案》还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被消灭了,但他们的肉体和思想并没有被消灭,随时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好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手段来得到其目的。正如列宁说的,“资产阶级的尸体并没有被装进棺材埋葬,他们正在那里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资本嗜血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对此,马克思早有精辟的描述。解放初期,他们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手中掌握国家权力的意志薄弱者发起进攻。《新中国第一大案》中,那位资本家小姐不是狂妄地叫嚣“共 产 党 虽然不喜欢我们资本家,但却又离不开我们”吗。他们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拉拢腐蚀象刘青山、张子善、赵子平这类缺乏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领导干部。而一旦钻进了他们的圈套,便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任其摆布,成为其利益的代理人。一旦如此,屁股必然就坐在了资本家一边,与他们同流合污,甚至成为其帮凶。影片中,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就是从贪图个人享受开始,发展到克扣民工口粮,挪用国家建设资金,直至倒卖军用物资,胆子越来越壮,金额越来越大,完全丧失了共 产 党 领导干部起码的阶级立场,最后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这种情况天津有,其它地方有没有?过去有,现在有没有?我想这个答案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第三,人性堕落是罪恶的根源,而私欲膨胀则是其生长的土壤。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腐蚀。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必须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来抵御,一旦缺失了信念,就会丧失其立场,成为对手的俘虏。《新中国第一大案》中,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其丧失立场的开端,便是始于心中的私字作祟,从贪图享受开始,以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告终。可以这样说,任何腐 败 ,均是从私欲膨胀开始的。
在现实生活中,私欲广泛潜伏于每一个人的心底。在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理性互相搏击。能够战胜私欲的人,才能最终化蛹成蝶,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对于意志薄弱的人,往往需要社会用道德、法律、规章制度等加以规范。对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则必须用法律加以严惩,若胆敢越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不至于乱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已。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期间要求大家斗私批修的原因。只有彻底抛弃私欲,战胜自我的人,才称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学习,自我改造,并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和警惕性,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新中国第一大案》中,天津地委副书记林克坚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他时刻与群众同甘共苦,在治理河道期间,与广大群众吃住劳动在河堤工地。面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诱惑拉拢,他始终站稳自己的立场,不同流合污。当发现二人的违法行为时,不但不与苟同,反而予以坚决的斗争,并将其举报,其精神令人敬佩。
其实在那个年代,象林克坚这样的共 产 党 员不在少数。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与人民心连心的优秀共 产 党 员焦裕录;将有限的生命熔入到无限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为新中国的核事业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回国 奉 献的钱学森、邓稼先等科界泰斗,以及千千万万“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无名英雄。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才是当年一代真正共 产 党 人的崇高情怀。
第四,从《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看当今社会。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改革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道大堤上的蚁穴究竟有多少?这道堤坝还能支称多长时间?腐 败 是否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一个好的社会能将坏人改造成好人,而一个坏的社会则会将好人逼迫成坏人。成语“南橘北枳”即为最好的注解。
“晏子使楚”这个成语大家并不陌生,本蜗牛不妨再炒一次冷饭。话说战国时期,齐国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想趁机羞辱齐国。晏子到了楚国后,楚王请晏子喝酒,喝得正高兴时,两名公差绑着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答曰:“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吗?”晏子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生淮南者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只是树杆和树叶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喜欢偷东西了吗?”
毛 泽 东 时代罚恶扬善,可以将封建帝王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以培养出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录等千千万万的优秀的模范榜样;共 产 党 眼中容不得砂子,《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很快就受到了严惩。尽管很多人替他俩说情,但毛 泽 东 回答的十分坚决,正因为他们二人对革命的贡献大、职务高,才更需要严惩,以敬效尤。只有杀了他们两个,才能保护两百个、两千个,甚至两万个干部不再犯错误。
而今,在私有化的浪潮下,有多少官员在“前腐后继”,有多少富豪在一掷千金。在“三公消费”接近万亿,“维稳经费”赶超军费开支时,多少穷苦人家的子女被逼良为娼,多少房奴在哀声叹息,多少家庭在为子女学费皱眉,多少病人在为手术费哭泣。腐 败 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彭宇事件让人心寒,小悦悦事件令人辛酸,“我爸是李刚”人人蚩鼻,“药八刀”下冤魂丧命,倒卖人体器官令人恐怖……。俺正在为这篇拙文胡乱涂鸦时,电视里又传来了农民工冻死桥洞的报道。呜呼!难道是我们的社会为其提供了适合的土壤,我们是否又在上演“南橘北枳”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社会“精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完全是在挖共 产 党 的墙脚,帮共 产 党 的倒忙。他们先是反毛、非毛、否毛,否定毛 泽 东 时代取得的一切成就,然后制造出一些荒诞无稽的理论,比如回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腐 败 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等,还抛出了所谓“帕累托最优理论”,为官员的腐 败 行为擦脂抹粉,以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扰乱人们的正常思维。为什么现在腐 败 现象愈演愈烈, 贪 污 受贿越来越严重,贪官污吏越抓越大,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尽管中央一再重拳出击,老百姓反而并不看好。有人甚至发出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悲观论调。另外还有网友调侃道:若真要反腐,将现在的官员抓起来站成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至少有一半漏网。如果统统枪毙,倒可能有一两个是冤枉的。为什么?皆因腐 败 已经侵入我们的肌体,几乎病入膏肓了。老夫真怀疑是否到了黄炎培先生所云:“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地步了。
看来,要避免“政怠宦成”和“人亡政息”的局面,非下猛药不可了。
第五,从《新中国第一大案》重新认识“文革”。
经常使用电脑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台刚装好操作系统的电脑,运行起来非常顺畅。但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各种垃圾,会受到一些病毒的侵害,使电脑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拖垮整个系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在电脑上安装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以阻止黑客和病毒入侵。使用中要定期查杀病毒,还要时不时地清理系统垃圾,随时进行软件更新,这样才能让电脑保持高效运行。
一个社会何尝不是如此。1949年,新中国刚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操作系统”,中国人民在共 产 党 的领导下,劳动热情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蒸蒸日上。这时,外有帝国主义“黑客”在虎视眈眈,内有潜伏的 国 民 党反动派“木马”伺机破坏,党内还产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各种“病毒”。另外,社会上也有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垃圾”在拖累系统的运行速度。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对外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这个“防火墙”,对内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强有力的“杀毒软件”。对“黑客”发现一个拦截一个;对病毒出现一个消灭一个,对思想“垃圾”及时清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作用就在于此。但仅仅被动的“拦截”和“杀毒”还不够,每隔一段时间,还应当对电脑进行全面扫描,看看是否还存在着潜伏的“黑客”和“木马”等不束之客,顺带清理一下“系统垃圾”,让“防火墙”和“杀毒软件”进行一次更新。
“文革”其实就是对中国社会一次全方位扫描和软件更新。如果这种全方位扫描和更新每隔一定时间进行一次,“黑客”和各种“病毒”还能入侵我们的肌体吗?
当然,文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一些失误,但总的说来,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不妨这样来看问题。毛主席去世以后,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但我们的“防火墙”功能是强大了还是弱化了?美国佬炸我们的使馆、撞我们的飞机,我们连屁都不敢大声放一个。现在就连弹丸小国也敢对我进行挑衅,侵占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的“杀毒软件”功能又如何呢?而今,公有制解体了,工人下岗了。胡汉三又回来了,黄世仁也回来了。资本家又重新成为了政府官员的座上客。当年 “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如今又“抱着皮包回来了”,并且控制了我国国民经济三分之二以上的行业。我们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似乎已经名存实亡了。
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否则,我们的社会早就会象今天一样,出现更多的刘青山、张子善,或王青山、李子善,或吴青山、周子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对文革的无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懂得这个原理,因而对文革不理解的人,另一种则是巴不得系统崩溃的人。
但愿更多的人能从《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中警醒过来。
(2012年12月14日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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