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雄：就一部优秀电影谈谈对新左翼文艺的一点思考

由 **Admin** 周六十二月 22, 2012 10:01 am

倪剑雄：
就《新中国第一大案》谈谈对新左翼文艺的一点思考

当前的社会生活呈现的丰富与复杂，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当今是自媒体时代。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达到5.13亿（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舆论空前活跃。网络上纷纭繁杂的信息，也给我们工农劳动者和普通老百姓带来特殊的认识的困扰。新左翼要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建立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构建“3.0版”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面对和接受这既有的事实，并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我们的文艺，该如何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积极地发挥自身应有作用，提升我们社会的理性能力。由于左翼文艺自身必然因其阶级属性，而天然承载为革命和建设作宣传的使命。这在过去曾使左翼文艺走向被政治工具化的极端。这里既有政治斗争的方式和激烈程度导致的外部原因，也有新中国文艺自身发展的艰难曲折所带来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外部环境和文艺思想的转变，给文艺摆脱被工具化倾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才有理由，从宣传品跟文学艺术作品的差异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学被工具化所呈现的问题。这里就以《新中国第一大案》这部影片作为题材，来试作一番分析。其实这部电影离现在也不算久远，就是1992拍摄的反腐电影。但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我对这部优秀电影表示充分的肯定。它用曾经发生的故事为素材，集中阐释了历来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在十八大以后，中央也把反对腐败提到空前高的位置，很多反腐败的措施也在加紧酝酿之中。近期，本地一个搞腐败的领导恰好被查处，受到群众极力的拥护。由此反思我们过去耳闻目睹的各类腐败案件、深思我国的腐败现象从毛泽东时代的极其少见，到后来沉渣泛起并逐渐泛滥，以至到今天的失控，其间很多值得我们认识的地方。《新》片在揭示某些领导人因个人和社会环境的诸多原因，逐渐走向堕落，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也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揭示。可以说，影片的思想意义非常值得肯定的。艺术上很不错。

这里，我想从文学和宣传品之间的差异这个角度，来探究一番。从而思考一下我们的历来把文学的宣传功能无限扩大，以至使其成为简单的工具所导致的问题。我国现在的状况显然与建国初期有了巨大的不同。其间一个，就是1997年，全国初中教育已经普及等标志着全民素质普遍提高这个事，理论地讲，中国已经没有文盲。这个实际，为我们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思想宣传，在文艺这一块，必然面临这样的转变，就是要为提高普通群众参与舆论的能力，踏踏实实的从事实出发，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而宣传品和一般文艺作品的不同，在这里也显现出重新加以梳理的必要性。因为宣传品的性质和文艺作品的性质、作用、机制的差异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为改变和塑造新的时代的新人服务，但服务的方式、对象，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文艺的作用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感染和熏陶欣赏者，它的作用更加深远，国家基础。因此，比为达到特定的、短暂的、具体的目的所采取的宣传策略更应该具有包容性，更应该呈现社会的复杂的真实，更应该努力作到“逼真”和深厚。

看《新中国第一大案》，我们看到它的改编，也有宣传品常常有的不足，就是它故意提升了中国的现实状况，甚至把主角刘青山、张子善，也提升到不当的程度。如果说在论及此处时，因为左翼的政治要求，应该回避一些事项也有必要性，但电影的不足如果不揭示，则让我们必然陷入对真实国情的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由此将对其后的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也不能够正确理解，因此难免陷入认定继续革命为多余和不可靠误区。这可以从电影的两个有问题的改编谈起。

一是，刘青山这样早年参加革命的人，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卓越的功绩，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的思想境界和个人品质，符合一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要求。这个人显然不是一个在建国后，因为深感手下干部的生活拮据和自己忽然产生的异常疲乏而经受不起资产阶级引诱，才逐渐开始堕落的意志薄弱者，而本身就是一个坏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就属于必须坚持自我改造的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据相关记载，刘青山不仅仅是肆意贪污公款，还吸毒成性和嫖娼成瘾。天津三不管地带的南市，就是他经常去鬼混的地方。而电影对此则讳莫如深。作为宣传品，这个避讳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文艺作品，这显然就是缺陷。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环境当中，辩白的力量比较陈述的力量更大。我们现在可以轻易地从网络提供的真实资料得出和意在宣传而有意无意回避了的电影所掩盖的真实。这种掩饰，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此外，不看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慨叹，自己身边的马列主义者实在太少，而不惜发动文革来纠正当时的党内走资派的问题；也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深刻理解新中国建设的艰巨性，以至对文革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乱哄哄的局面，单纯的造反学生和青年工人，最终被人利用，被挑起武斗的问题，也没有正确理解的起点，继续革命的伟大意义将被完全否掉；对今天的腐败，也只会那公众不当地往幼稚、简单、甚至儿戏般的方向上引导。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风气的败坏，既来自消极蜕变，也来自沉渣泛起。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过去、也不应该无视我们面对的现实，更不应该松懈对我们社会和人的改造教育。回避真实，教育没有起点，掩盖事实，文艺没有力量。

二是，对影片里的群众代表田大爷的塑造，也来自文学被工具化时代，宣传部门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片面强调。那时候，中国社会主体是好的，有很多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普通群众，这个是事实。但作为文艺作品的电影，不应该简单地把另一面事实完全忽略了，那就是对中国人民这个巨大人群构成的真实状况。不应该拔高或者忽略那些因为不理解、或者有错误的认识、甚至因为错误认识而完全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一般群众、那些消极、落后的群众。这个群体人数也非常广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广大的，具体情况格外纷纭复杂的人群，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不会有这样令人忧虑实际状况。那些数不胜数的令人反感的扭曲、病态、混乱和丑恶，也不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就存在于我们普通大众切身体会到、见识到、耳闻过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历当中，我们从这些宣传品里是看不到的，但文艺作品应该看到，应该深入地加以揭示。普通工农劳动者和一般老百姓，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细节当中开始认识社会的。

我们身边有积极分子，但极少。而且，这些积极分子所以积极，也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而要自觉的由真实深刻地认识共产党，产生对它的由衷拥护的人，未必都那么积极。这些，在新左翼当中，可以找到无数事例。共产党的力量，来自它的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本上也来自它对广大民众利益的维护，来自“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因此它天然地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一个民族的觉醒，不是几个为着共产党领导转的积极分子能够囊括的。在纷纭的争议、复杂的较劲和公开的游行示威当中，每一方都有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人。他们不仅仅是笑眯眯的老大爷。
如果过去，鉴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斗争形势的激烈，而人民政权必须全力巩固的考虑，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宣传策略来应对，那么，今天如果不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科学的理解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右派为颠覆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共产党历来的有显著偏差的宣传留下的疏漏，来攻击共产党虚伪。今天，我们的新左翼文艺，就应该采取更接近普通群众的策略，从而利于普通群众深入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允许正视现实，用尊重事实、符合科学、立足进步的原则，通过转变我们的文艺思想，立足真实、科学、进步这个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个疏漏。
（2012年12月18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