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健:如何认识下岗工人?

向下

赵永健:如何认识下岗工人?

帖子 由 Admin 于 周二 三月 19, 2013 7:48 pm

如何认识下岗工人?

二十世纪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中国的农民,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下岗工人“、”新工人“、”新穷人“我想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当下中国。电影《钢的琴》是中国银幕上少有的关注下岗工人的电影。曾在豆瓣上看到《钢的琴》的一些影评,记得有篇文章提到导演张猛说这部影片是献给工人阶级的。如果是将他所说的工人阶级描述更准确的话,他的这部影片应该是献给”下岗工人“的。为了更深入的理解《钢的琴》,我特意去看了导演拍的另外一部影片《耳朵大有福》,同样的下岗工人题材,然而《耳朵大有福》就缺少雕琢更写实一点,当然更沉重和悲伤。导演目前就这两部电影作品,清一色描写下岗工人的,说明作者对下岗工人的实际情况有深刻的认识,能够拍出水平,其实一点也不应该意外。

《钢的琴》获得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奖项,得到了网络的好评,虽然票房不尽人意,但这部影片中必定暗含了引起共鸣的”着墨点“。关于下岗工人有很多问题可以展开,比如:下岗工人,算不算工人阶级?如果是,那为何“主人翁”现实维权却举步维艰。下岗工人,算不算失业群体?如果是,那么他们的社会保障为何国家如此轻描淡写。下岗工人联系着国有企业,联系着整整一个火红的工业化时代,他们白手起家,积累财富,为何到90年代遭遇效率和债务问题。他们究竟是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是社会的累赘?我们如何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下岗工人。如果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我来讲这样一部历史,我如何来展开?电影《钢的琴》在情节和语言上已经脱离了”所有制’,“阶级式”的描述,它用的显然不是六七十年代的语言,他用的是特色时代的语言,这可能更暗含“非诚勿扰”的时代审美,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个故事讲的是父爱,讲的是底层人物的“梦想”。一个时代过去了,留下的只是符号,比如陈桂林家里挂在墙上的“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还有就是楼道里“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些符号以及一些音乐的使用,在这种时空的转换中,我们总能找到某种错觉,某种“咱们工人有力量”,就像是人人都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而下岗工人需要作出某些***和牺牲。我不知道当时要下岗的工人多少人是持这样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些年得实践,他们又产生了怎样新的思考。

我虽然不是下岗工人,但是看这部影片仍然有种“英雄”被埋没的感觉,一个时代的英雄,凑着激昂的乐曲,心中奔涌的是一个时代的热血。我们回到电影中那个造钢琴的现场,人人各有分工,相互协作,为了理想,他们辛勤劳作,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双手来完成自己的梦想。然而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工厂火红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拉入影片开头的是歌曲《三套车》,是一场丧葬,“吊念母亲”,背景是两根烟囱。这两根烟囱究竟代表了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我总有什么东西丢了的感觉?工人阶级什么东西丢了?

时空穿回当下,陈桂林搞乐队,小菊跟卖假药发家致富的跑了,几个好朋友,一个杀猪,一个打牌赖账,一个看工地当地痞,一个去做三只手,这些车间里原本各有分工的工人,在当下变为三教九流。为什么?

我们可以用“梦想”来弥补这种残酷,我们也可以“娱乐”,偷钢琴,唱情歌,喝小酒,能过且过,来填补我们的生活,日子一样过,只是别有一番滋味,这种滋味属于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电影中那些保卫国有资产,捍卫自身利益的那些活动,比如,联名反对炸烟囱,等等,并不如小说《那儿》那样直接搬在舞台的中心,而是偶尔能够点到为止,就像“下岗工人”这个群体的现状从来没有进入社会的舆论中心,留下的是刘欢《从头再来》,留下的是模糊的摆小摊的影子,我们用文艺青年的视角发现了下岗工人现实的命运,谁又不产生“同情”呢,但谁又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出路呢?

说句实话,看了《钢的琴》,我真开始怀疑其老马的名言了,说什么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实中他们面对“市场”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渺小而不是伟大。当然电影中,也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即下岗工人们面对工厂为何能够造出“钢的琴”呢?

今天,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应该问一问:工人阶级都下岗了,怎么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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