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电视剧《悬崖》与中产阶级的革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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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电视剧《悬崖》与中产阶级的革命叙事

帖子 由 品巴山 于 周一 九月 03, 2012 12:26 am

对于如今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尤其是《暗算》、《潜伏》、《黎明之前》、《悬崖》等商业剧,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谁在看电视,谁在看电影?观众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电影,它们的观众是谁,读者是谁,很显然是人民群众,是工农兵。因此,这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故事,具有的政治功能就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并论证新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冷战政治格局的紧张和意识形态焦虑中,对作品思想性的强调,体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民服务,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彼时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革命年代文学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最大意义。

如今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确实有着深刻的变化,我觉得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如今的革命历史题材面对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资产阶级,成了最大的观众。后革命的年代,革命的前提消失了,没有人民和敌人之分,都是市民,中产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

首先,我们应该将这些界定为红色题材商业剧,这是一次有意味的重写/重述。这是不折不扣的后革命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这其实也回到了当年左翼文学,左翼电影诞生时的情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左翼电影,正是出现上海这样一个目迷五色的摩登世界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20年代蒋光慈的小说广受欢迎,大家都知道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是最好卖的;30年代左翼电影,观众喜欢得不得了。左翼电影的崛起,左翼电影不仅是一种新观念,还是一种新技术,因为左翼电影的崛起几乎是与有声片的出现同步的。阮玲玉这个当时最为大牌的电影明星之一,其电影生涯很大程度上是与左翼电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喜爱左翼文学和电影的都是有些苦闷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这和当下的情况极其相似。

谁在看电视?谁在看电影?这些经过重新叙述的革命历史故事,面对的是当下的人群,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他们自私而怯懦,善于遗忘,又不谙世事,他们无法以革命的工农兵的方式来认同和接受革命历史题材故事,最多只能以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方式获得一点阅读的快感,他们只能以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想象一下祖辈们当年的战斗。

这是时代的语法,后革命,后冷战,去政治化的年代,“红墨水”已经“消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说辞都已失效了。面对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如何重新叙述革命的故事,如何以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方式讲述革命的故事,倘若能赢得他们的关注,稍稍令他们感动,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我想谈谈上半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悬崖》。周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者形象,无以复加的完美,令人不可置信。我从他身上总能依稀看到《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的影子。《红岩》中的甫志高,怎么被抓住的?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居然认同自己扮演的角色,成长为一位城市中产阶级。他迷恋城市里生活,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漂亮的老婆,他有着足够的理由不再革命,逃避危险,追求安逸。前几年有人讨论,甫志高虽然是个叛徒,但他却是一个好老公,当同志们通知他转移时,他并没有转移,他要回去见一下他老婆,还买了他老婆最爱吃的灯影牛肉,当然小说中是把他当做小资产阶级恶劣的根性来批判的。但是按照现在的观念,完全可以把他视为人性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成他明知自己会被捕,也要回家舍身营救自己的老婆。这恰恰是一种“伟大的人性”。

可是现在,我们似乎只能用这样“人性”的方式讲述革命,于是周乙便向甫志高靠拢。《悬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按照甫志高的逻辑来运作的。和甫志高一样,周乙也在城市里工作,而他的哥哥在条件艰苦的山上,他也有体面的工作和漂亮的妻子,虽然是假的,但他呈现出的日常生活对于观众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悬崖》这个剧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周乙的工作总是遇到困难,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工作搭档老是出错,工作毫无进展,对手极其狡猾。但是他没有像甫志高那样背叛,只是他比后者多了些信仰,他比甫志高强的地方在于,他有着毫无来由的,但却是异常坚定的信仰。信仰的话,我们稍后再说。

先看《悬崖》的结局,最后周乙本来是已经脱身了的,按照上级的命令他应该撤走,但人性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撤走,他先救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又要回来救另一个妻子和孩子。这个故事里革命者的崇高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护家人来实现的。他是一个好老公,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好老公,无论是对他真正的妻子,还是名义上的妻子,他都要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最后他也为了了最后的营救而送上性命的。

《悬崖》中的周乙告诉我们,革命的中产阶级叙述,是如何将革命的精神内化到一个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叙事中去的,要保卫这个国家,首先得保卫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价值理念。也是当下中国越来越流行的中产阶级的理念。而当年无产阶级的牺牲精神其实在于,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这个小我既包括我,也包括我的家庭,而大我则是民族和国家。

《悬崖》的结局很窝囊,网友都说周乙死得不应该,这是因为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者不是这个死法。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与过去年代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的一种奇怪的混合。这是一个中产阶级革命者的死法。同样是张嘉译,如果最后一定要死,观众可能更喜欢他在《借枪》中的死法。杀死一个日本军官,那样的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才和民族大义有关。

最后我想再谈谈红色题材商业片中的“信仰”问题。红色题材影视剧中的“信仰”是非常空洞,你说不清楚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但它永远是对了,是正面的价值,信仰是个好东西。这里边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说,信仰是一个替代物,过去我们说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已经没法再谈,就换了一个过于抽象,又很中性的词,这就是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信仰共产主义吗?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明说。但它或许指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从共产主义理想,蜕变为不知所云的信仰,这是后革命的馈赠,但确实也是这个中产阶级社会必备的美德,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欠缺的。只是膜拜,却无力实践,这不就是世俗而粗鄙的中产阶级一贯的表现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历史剧的重拍和重新讲述,恰恰呈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


品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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