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雄：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积极的理解工人

由 **红色的小鼓** 周二八月 07, 2012 10:28 am

——看《那儿》里面的工人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自2004年在《当代》第五期发表，就引起巨大轰动。我经人推荐，才看了这篇小说。后来反复看了很多次。每看一次都震撼一次。我没有想到，几乎就在企业改制的同时，就有作家留意到这个事情，并且那么旗帜鲜明的表示置疑。曹征路在后来写的创作谈里，明确的讲，他不相信那些热闹一时的鼓噪，而相信人的具体感受，“相信皮肤”。这毫无疑问，是站在工人立场的作家宣示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和批判态度。小说通过矿机厂工会主席朱卫国对国企私有化的反抗，最终愤然自尽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产权改革在承受者工人心里是个什么样子。而主人公朱卫国所以最终会走向自杀，跟自己被欺骗、压制，自己想出的挽回自己兄弟姐妹的厂子的主意，都被那些强烈支持改革的人一一挫败，最后闹得自己成了和工人面对面的骗子，因此无法承担这巨大自责，而走向绝境。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关于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信息，作为整体，他们如何建立自己的阶级意识，如何团结起来，共同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是否足够承担他们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使命的问题。朱卫国的悲剧，就是发生在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尚没有苏醒，而对立面势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从中国历史的过程看，这个前提，同样是中国所以“补课”的前提。

小说的情节，是围绕朱卫国对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当中的种种违法勾当的不满和对工人处境的深深的忧虑而开始设法上访展开的。如果说，他跟那些“上级”的交锋是主要矛盾，是小说的根基，是对当时的私有制改革力量的极端强盛以至无法无天，肆意欺压工人这个事实的揭示，那么，作者对朱卫国身边的人，包括小月月、以及杜卫国的爱人、“我”及其父母等等普通工人的具体塑造，继而对他们之间的认识分歧和矛盾的描写议论，却带有更加深刻的对于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的触及，虽然未必深入透彻，但确实有很强的认识价值。小说里面的工人形象，整个是对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状况的真实描述。而这个，对我们深刻理解小说，有开启性的作用。至于我和“西门庆”等文化人，仅仅是边缘的人，在小说里起附带作用，通过对他们的良知在经济体制改革条件之下的逐渐泯灭的简单描写，来映衬主题罢了。

一：怎么理解朱卫国？

朱卫国是个理想主义者形象。要认识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就要抛开我们常人由私有制传统沿袭下来的一些规则观念，普通人对此习焉不察。热爱劳动，不在个人利益上斤斤计较，热心公共服务，甚至不惜自我牺牲等等，在这些观念里，全是“二”的表现。雷锋对别人议论自己是傻子，有过正面、积极，以至叫人怀疑其真实性的表白。朱卫国却没那么复杂的想法，他就根本不管这些议论，他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和他的女儿月月都不爱读书，但有一技之长。联系到作者对文化人的淡淡的挖苦，可以看出作者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原则跟精英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他们仅会在嘴上笔下议论人们的苦难，而不敢也不愿象朱卫国那样，不顾一切的去做。在作者看来，朱卫国就是一个英雄。

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朱卫国，他的个性确实有些弱点。比如他不善于说话，老大不小了还跟小孩子打闹等等，看问题缺少变通。这些都说明，他确实有不成熟的地方。不能因为他首先是合格的劳动者，就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忽略。严肃的文学，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社会的发展。今天不是一个需要我们故意扭曲和掩盖事实的时代。直面立体的朱卫国个性，只会带给我们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作者所以要安排一个个性有不足的人，承担正在遭遇下岗——被抛弃的工人阶级整体反抗的使命，实际上也出于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常态的工人，“理是死的，人还是活的”，往往是不大可能主动承担反抗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的。就是说，作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出于常人往往不作反常的事，非常的事情，总是由非常的人领头起来干的，这样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观念。在一个巨大事件的前期，必定有很多特殊的人聚集起来，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有缺点、甚至病态的人。这些人的积极意义和固有的缺点，不应该因为事情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而被故意混淆。因此，朱卫国，作为工人运动前期出现的一个领袖，有着特殊个性是符合实际的。

二：能否积极的理解工人的麻木？

朱卫国身边的那些工人，无论是具体描写或一笔带过的签名者，包括他的师傅们，作为朱卫国起来反抗的当然的同志，他们总体是麻木的。但这个主体的“常态”的麻木，总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首先是个农业国，它的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村的农民。因此漫长的封建史沉积下来的小民意识，在当代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必然要经历一个不短的时期。他们当中，不缺乏个别的思想和政治成熟的人。但作为整体，政治觉悟还很低。这些，从朱卫国身边的亲人、同事如何规劝、阻挠、讥讽他为大家的利益起来抗争就可以知道。政府对这个时期的工人来说，不是服务者，是“官”；反对“官”就几乎等于谋反。你不敢谋反，“官”怎么可能遵从你呢？中国的革命，解决了经济、政治问题，但文化问题仍然没多大改变。因此官僚往往如旧。尤其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被终止以后，整个官僚阶层迅速*腐*败*变质，成为民众头上的压迫者。能瞒就瞒，能骗就骗，能压就压。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这些手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工人开初自然感到懵懂，后来慢慢清醒了，但他们整体也只能忍受。这里有被蒙骗的原因，更多的是政治觉悟的低下导致的自信力阙如，因而必然显得软弱。

但也有个别的人，因为个性特殊和处境极端，因此醒悟很早。朱卫国属于前者，后者就是杜月梅。她才是因为“皮肤”的疼痛感觉而醒悟的人。她由被朱卫国迟钝错过了自己的爱情、到丈夫出车祸去世、到女儿生病，直至从一个团支部书记沦落为“失足”妇女，处境可以说非常悲惨。她的反抗是生活的必然逻辑。但由于整体工人阶级的分裂、麻木和软弱，反抗以朱卫国的自杀结束。她还是绝望了。她走向了宗教。宗教虽然根本上属于欺骗性的东西，但它在抚慰人心之外，确实有一般妇女终身奉持的家务所不能给予的积极一面，就是把她们的心，引导向家庭之外的广大社会。中国人性格的弱点，往往与社会人的自觉不够关系密切。这个，用家庭残缺的杜月梅比之于朱卫国、再比之于朱卫国爱人以及非工人的“我”妈，就可以看出，主体的工人阶级当中，越是有家庭需要守护的人，前期越少反抗的冲动。这就是常态的工人和积极的工人的区别。中国工人阶级跟西方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地方，也来自中国没有成熟的宗教这个文化传统。所以公民意识产生比较缓慢，社会觉悟起点比较低。

没有公民意识的工人，是难以提升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而没有阶级意识，也必定难以承担自己的历史重任。这也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过程。

三：2004年以前有什么不同？

分裂的、“原子化”的工人阶级走向团结和统一，是自身处境的持续恶化的必然结果。
朱卫国的自杀，根源不仅仅是他必然承受的来自“背叛”社会主义者的巨大压力，也来自相关的工人阶级自身早期政治觉醒程度低下造成的本能逃避。这是一个阶段的必然。主人公和小说作者都曾经有对工人阶级的宿命观似的迷茫。朱卫国的激进和自杀，有这个观念的影子。尤其是，他后来对工人的麻木产生绝望，由此深深的感到无助和无谓，他只能责备：“那他们也不能这样对我”。他感叹自己没文化，他对工人的理解，仍然是“卖力气、靠手艺”的劳力。他理解不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性作用。而作者在创作谈中，仅仅强调了自己对“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开宣传的拒绝，强调对人的真实感受的信任。但他也深知在“天气预报”和人的真实感受之间，还存在“湿度”等等具体的条件。就因这个，作家对“皮肤”的信任，也是有局限的。而在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上，作者就非常冷静、客观。“我”父亲和“我”，和“西门庆”等，就有显著的区别。他们也会分裂，其中多数人也会由同情而走向工人阶级，产生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

——这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现实！

2004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尚且迷茫着。有少部分人开始觉察人民的疼痛，慢慢意识到改革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什么。这些，本来不是新鲜的发现。伟大的马克思早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中国*共*产*党为之浴血奋斗的过程，不过就是为超越这段历史。但是，无论如何，在邓上台以前，这些努力失败了。一些迷信私有制的人，这时纷纷跳出来，打着产权改制的旗号，开始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全民的产权，被叫作“没主体”的产权。有的地方领导公开发文鼓吹“经济人”理论，说什么“现代商业不考虑道德”。而对工人阶级所设的陷阱，早就预备好了。因此朱卫国根本不可能直接跟总工会那个博士处长就“国有资产谁有处置权”问题较劲。从那时起，他就想到了死。“他都已经那样了，他就不能不这样！”，他的死，在那个时候，是必然的。

十年以后的今天，各地的工人纷纷起来聚会抗议。从广东工人喊出的“打倒汉奸”，到湖北工人喊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经预示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十年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我们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已经蓬勃兴起，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渐次显现，但我们仍然等待着，尤其是考虑到作为大国的中国，社会的实际差异的存在，要达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全面觉醒，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但是，那一天会来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