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康：《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

由 **Admin** 周五十二月 21, 2012 10:27 pm

李永康：
《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

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早期最著名的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由于年代较早，画面质量不太理想，伴音也有些浑浊，不能与当今先进的影视技术产品相提并论。但其反映的内容，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进行比对，仍然给老汉俺带来了一分心灵的震憾，令人不得不深思。
影片开始，解放战争宏伟壮观的场面拉开了本剧的序幕。气势磅礴的炮火、滚滚弥漫的硝烟，解放军将士们不畏牺牲、勇猛向前、冲锋陷阵的画面，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的场景。随即，硝烟和枪炮声渐渐淡出，画面中出现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历史镜头，并配以字幕。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实践证明，伟人的预见和警告并非是杞人忧天、空穴来风。
单纯从影视艺术角度来看，该片没有太多刻意的艺术加工，更没有让人心灵振憾的音乐陪衬，完全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为线条，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身为共产党天津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取得政权以后，经受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袭击，在资本家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下，丧失了阶级立场，发生了人生观的转变，从革命战士、建国功臣，堕落为贪污腐败份子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明大义，功过分明，决不姑息，重拳反腐的场景，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记实影片。
故事的情节我不想在此赘叙，有兴趣的朋友可从网上点击观看。这里，只想以此为题，发表一点个人拙见。
首先，一个政党，由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通过武装革命取得了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革命就此成功，从此便可安身息马，高枕无忧，坐享胜利果实了。如果在推翻旧的官僚体制以后，自己再取而代之，做起了新的官老爷。象阿Q一样，革了赵太爷的命，自己来做赵太爷。尚若如此，与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有何异议？中国历史上多次朝代更替，其原因无不如此。
毛泽东主席曾尖锐地指出，“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主义，真正的道路还“路漫漫其修远兮”，还需要共产党人不断“上下而求索”，以保持继续革命的精神，完成新的历史史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保证这个政权的健康发展，经久不衰，才是对执政党的真正考验。
1945年，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同毛泽东主席有一次精辟的对话。黄老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精彩的对话，被称为“延安对”、“窑洞对”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可是，党内又有多少同志能象毛泽东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破解这道难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44年3月19日，明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日，当时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看后，立即要求将此文列入延安整风文献，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用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话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本鬼子还没有被赶出中国，国民党蒋介石还掌握着国家和政府的领导权，共产党人还在延安的穷山沟里苦苦挣扎，毛泽东此时却告诫大家要防止今后产生腐败，这不是无稽之谈、耸人听闻吗？如果诸位当时是共产党军队里的一个团长、师长或其它什么干部，能相信这话有可能变成现实吗，能认真对待这个高瞻远瞩的告诫吗？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赶走日本鬼子只是迟早的事情，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也是必然的定局，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就是伟人与常人的区别。
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昔，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提出了“共产党不能学李自成”、“要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其中的深刻含意。
事过境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公有制企业解体，几千万职工下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假冒伪劣盛行，贪污腐化成风，精神信仰失落，社会道德滑坡，黑煤窑、黑砖窑事件触目惊心，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重新压在了底层老百姓的身上，劳动人民再次沦为了弱势群体。扪心自问，今天我们是不是又掉进了“周期律陷阱”？
其二，从《新中国第一大案》还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被消灭了，但他们的肉体和思想并没有被消灭，随时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好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手段来得到其目的。正如列宁说的，“资产阶级的尸体并没有被装进棺材埋葬，他们正在那里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资本嗜血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对此，马克思早有精辟的描述。解放初期，他们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手中掌握国家权力的意志薄弱者发起进攻。《新中国第一大案》中，那位资本家小姐不是狂妄地叫嚣“共产党虽然不喜欢我们资本家，但却又离不开我们”吗。他们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拉拢腐蚀象刘青山、张子善、赵子平这类缺乏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领导干部。而一旦钻进了他们的圈套，便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任其摆布，成为其利益的代理人。一旦如此，屁股必然就坐在了资本家一边，与他们同流合污，甚至成为其帮凶。影片中，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就是从贪图个人享受开始，发展到克扣民工口粮，挪用国家建设资金，直至倒卖军用物资，胆子越来越壮，金额越来越大，完全丧失了共产党领导干部起码的阶级立场，最后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这种情况天津有，其它地方有没有？过去有，现在有没有？我想这个答案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第三，人性堕落是罪恶的根源，而私欲膨胀则是其生长的土壤。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腐蚀。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必须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来抵御，一旦缺失了信念，就会丧失其立场，成为对手的俘虏。《新中国第一大案》中，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其丧失立场的开端，便是始于心中的私字作祟，从贪图享受开始，以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告终。可以这样说，任何腐败，均是从私欲膨胀开始的。
在现实生活中，私欲广泛潜伏于每一个人的心底。在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理性互相搏击。能够战胜私欲的人，才能最终化蛹成蝶，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对于意志薄弱的人，往往需要社会用道德、法律、规章制度等加以规范。对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则必须用法律加以严惩，若胆敢越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不至于乱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已。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期间要求大家斗私批修的原因。只有彻底抛弃私欲，战胜自我的人，才称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学习，自我改造，并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和警惕性，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新中国第一大案》中，天津地委副书记林克坚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他时刻与群众同甘共苦，在治理河道期间，与广大群众吃住劳动在河堤工地。面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诱惑拉拢，他始终站稳自己的立场，不同流合污。当发现二人的违法行为时，不但不与苟同，反而予以坚决的斗争，并将其举报，其精神令人敬佩。
其实在那个年代，象林克坚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在少数。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与人民心连心的优秀共产党员焦裕录；将有限的生命熔入到无限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为新中国的核事业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回国奉献的钱学森、邓稼先等科界泰斗，以及千千万万“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无名英雄。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才是当年一代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怀。
第四，从《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看当今社会。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改革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道大堤上的蚁穴究竟有多少？这道堤坝还能支称多长时间？腐败是否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一个好的社会能将坏人改造成好人，而一个坏的社会则会将好人逼迫成坏人。成语“南橘北枳”即为最好的注解。
“晏子使楚”这个成语大家并不陌生，本蜗牛不妨再炒一次冷饭。话说战国时期，齐国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想趁机羞辱齐国。晏子到了楚国后，楚王请晏子喝酒，喝得正高兴时，两名公差绑着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答曰：“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吗？”晏子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生淮南者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只是树杆和树叶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喜欢偷东西了吗？”
毛泽东时代罚恶扬善，可以将封建帝王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以培养出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录等千千万万的优秀的模范榜样；共产党眼中容不得砂子，《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很快就受到了严惩。尽管很多人替他俩说情，但毛泽东回答的十分坚决，正因为他们二人对革命的贡献大、职务高，才更需要严惩，以敬效尤。只有杀了他们两个，才能保护两百个、两千个，甚至两万个干部不再犯错误。
而今，在私有化的浪潮下，有多少官员在“前腐后继”，有多少富豪在一掷千金。在“三公消费”接近万亿，“维稳经费”赶超军费开支时，多少穷苦人家的子女被逼良为娼，多少房奴在哀声叹息，多少家庭在为子女学费皱眉，多少病人在为手术费哭泣。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彭宇事件让人心寒，小悦悦事件令人辛酸，“我爸是李刚”人人蚩鼻，“药八刀”下冤魂丧命，倒卖人体器官令人恐怖……。俺正在为这篇拙文胡乱涂鸦时，电视里又传来了农民工冻死桥洞的报道。呜呼！难道是我们的社会为其提供了适合的土壤，我们是否又在上演“南橘北枳”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社会“精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完全是在挖共产党的墙脚，帮共产党的倒忙。他们先是反毛、非毛、否毛，否定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一切成就，然后制造出一些荒诞无稽的理论，比如回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等，还抛出了所谓“帕累托最优理论”，为官员的腐败行为擦脂抹粉，以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扰乱人们的正常思维。为什么现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贪污受贿越来越严重，贪官污吏越抓越大，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尽管中央一再重拳出击，老百姓反而并不看好。有人甚至发出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悲观论调。另外还有网友调侃道：若真要反腐，将现在的官员抓起来站成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至少有一半漏网。如果统统枪毙，倒可能有一两个是冤枉的。为什么？皆因腐败已经侵入我们的肌体，几乎病入膏肓了。老夫真怀疑是否到了黄炎培先生所云：“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地步了。
看来，要避免“政怠宦成”和“人亡政息”的局面，非下猛药不可了。
第五，从《新中国第一大案》重新认识“文革”。
经常使用电脑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台刚装好操作系统的电脑，运行起来非常顺畅。但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各种垃圾，会受到一些病毒的侵害，使电脑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拖垮整个系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在电脑上安装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以阻止黑客和病毒入侵。使用中要定期查杀病毒，还要时不时地清理系统垃圾，随时进行软件更新，这样才能让电脑保持高效运行。
一个社会何尝不是如此。1949年，新中国刚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操作系统”，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热情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蒸蒸日上。这时，外有帝国主义“黑客”在虎视眈眈，内有潜伏的国民党反动派“木马”伺机破坏，党内还产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各种“病毒”。另外，社会上也有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垃圾”在拖累系统的运行速度。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对外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这个“防火墙”，对内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强有力的“杀毒软件”。对“黑客”发现一个拦截一个；对病毒出现一个消灭一个，对思想“垃圾”及时清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作用就在于此。但仅仅被动的“拦截”和“杀毒”还不够，每隔一段时间，还应当对电脑进行全面扫描，看看是否还存在着潜伏的“黑客”和“木马”等不束之客，顺带清理一下“系统垃圾”，让“防火墙”和“杀毒软件”进行一次更新。
“文革”其实就是对中国社会一次全方位扫描和软件更新。如果这种全方位扫描和更新每隔一定时间进行一次，“黑客”和各种“病毒”还能入侵我们的肌体吗？
当然，文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一些失误，但总的说来，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不妨这样来看问题。毛主席去世以后，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但我们的“防火墙”功能是强大了还是弱化了？美国佬炸我们的使馆、撞我们的飞机，我们连屁都不敢大声放一个。现在就连弹丸小国也敢对我进行挑衅，侵占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的“杀毒软件”功能又如何呢？而今，公有制解体了，工人下岗了。胡汉三又回来了，黄世仁也回来了。资本家又重新成为了政府官员的座上客。当年 “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如今又“抱着皮包回来了”，并且控制了我国国民经济三分之二以上的行业。我们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似乎已经名存实亡了。
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否则，我们的社会早就会象今天一样，出现更多的刘青山、张子善，或王青山、李子善，或吴青山、周子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对文革的无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懂得这个原理，因而对文革不理解的人，另一种则是巴不得系统崩溃的人。
但愿更多的人能从《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启示中警醒过来。
（2012年12月14日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