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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中国第一大案》，叹那声长长的警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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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中国第一大案》，叹那声长长的警钟（下）

由 Admin 周日十二月 23, 2012 9:25 pm

看《新中国第一大案》，叹那声长长的警钟（下）
——第六次川渝新左翼文艺专题文集
（续前面上半部分）
韩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观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有感

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讲述的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在建国初期，凭借其身居高位要职，以权谋私，逐渐蜕变成为了犯罪分子的事实。这部电影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距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今天观看这部电影仍感觉它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影片的开头采用纪实的手法，选择了一些历史资料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人民解放军以摧古拉朽之势，一举攻下了国民政府的“总统府”。我记得毛岸英曾在给他舅舅的一封信里写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把它赶到一个小岛上去，就是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有的人以为全国解放了，革命就到头了，认为自己打仗是有功之臣，也该享享福了。于是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面对资产阶级的侵袭放松了警惕，最后由人民的功臣堕落成人民的罪人。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话不幸言中了。
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侵袭往往具有很强的伪善性，他们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单纯的商人，好像他们只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其实不是。影片中有几句台词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些资本家在坑骗了国家，让其损失了大笔财产后，他们得意洋洋地谈论道：“你们两这出戏唱得不错呀！”“诸位，诸位，我们只管赚钱，不掺合政治。”
当刘青山调离天津地委书记后，有一个镜头是资本家与子平的一段交谈。子平说：“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太有远见了，在他们中间多打几个楔子，我就安全了。”那个女资本家说：“你得想想往后这楔子该往哪打呢。”另一个资本家赞同道：“对呀，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抓住张子善。子平，你好好想想，张子善在你手里有多少把柄？”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把刘、张二人拉入了不归之路。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些历史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2年12月20日）

程都：
丢了信仰失了魂
——《新中国第一大案》解读作者

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描述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从一个人民的功臣一步步蜕变为贪官蛀虫的过程。影片用警示的表现手法深刻地表明了为政者只有保持理想信念，心系国家，心系人民，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清正廉洁，方能在宦海中洁身自好，为民建功立业。只有时刻牢记信仰，防微杜渐，方能有效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航标灯是船舶航行的灯塔，而理想信念是我们心中的灯塔，是我们的魂。作为共产党人，遵守党的章程，保持党的信仰，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否则，丢了信仰还叫什么共产党人呢？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信仰共产主义，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原理。每一个共产党人在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必须下定决心，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崇高理想。我们党唯一的一个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心系人民，是每个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为人处事的应有态度。所谓态度决定高度，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绝对不可能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
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有过坚定的信仰，那时，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强大凶恶的敌人也打不败他们。他们在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中抵制住了敌人的猛烈炮火，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他们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新中国建立后，身为天津地委书记、专员，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是，在金钱美色的面前，他们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一步一步，渐行渐远。彻底丢失信仰的他们，身体只是一具躯壳。官位越高，贪腐越便利；离人民越来越远，也跌得越惨。最后，他们从新中国政坛的高峰，一下子跌到谷底，直至魂断香消。所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坚守信仰，时刻警醒自己，断不可朝三暮四，一曝十寒。平时加强理论修养的学习，多看马列毛书籍，武装自己的头脑，思想不可一日松懈。糖衣炮弹都是奔着你的弱项而来的。假如你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思想上必然是铜墙铁壁，那些软软的糖衣炮弹又怎么打得进来呢？心底无私天地宽，大公无私了，邪恶又怎么能绑架正义呢？大凡那些曾经有过坚定信念又最后被攻克者，无非是被你的敌人抓住了你的脆弱，又或者是抓住了你放松要求的时刻。归根结底是抓住了你的信仰的不坚定，从而让你跌下马来。刘张二人在战争年代不是都经受住了各种严酷的考验吗，他们不是都挺过来了吗？就是因为在残酷的考验下他们都勇敢的走过来了，所以，在面对面的凶残的敌人消失后，思想也就慢慢的松懈了下来，。松懈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来侵袭了，于是也就拜倒在温柔的糖衣炮弹面前了。坚守信仰，防微杜渐，把好权欲关，金钱关，美色关。
人是有私心的，坚定的信仰会让你把自己的私心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到天平上去掂量。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以广大劳苦大众为念的，是办公事不徇私情、公道、正义、讲原则、顾大局的。凡事以人民为念。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从小事上认真，从小事上动真格。只有敢于对自己、对自己的私心动了真格，就能做到防微杜渐。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刘青山住小洋楼那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搞特殊化，住，与众不同；吃，与众不同，追求高档享受，贪念一发不可收。完全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反而本末倒置的把人民当成了他们的公仆。所作所为与共产党员的要求格格不入，从而一步一步地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坚守信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融入群众，发动群众。发动人民参与反腐，才是最彻底的反腐。官员的贪腐离不开他们的职务，他们职务的影响对象往往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工作和事项，因此他们的贪腐行为逃不过人民群众的法眼。党员干部的作风表现于他们的工作生活细节，这些也许领导看不到，但却会被群众关注；他们做人和工作的态度，接触到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温暖是冷漠是恶劣，群众了然于胸；他们的能力高下，忠奸善恶，都在人民群众的眼皮底下。片中主角在饭店里吃大餐的事实岂能逃过群众的眼睛。住豪宅同样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无论他们怎样能掩饰都掩盖不了腐化堕落的真相。多数大案要案，不都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征集线索和举报给发现的吗？一个官员的腐败，与他的信仰、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片中不是有这样的好干部吗，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百姓的疾苦。对于河工吃发了霉的小米食物中毒、贪官污吏克扣河工粮食等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能够及时地与其斗争、及时地向省委举报反映。这些，如果没有群众观点，心里没有群众，不能融入群众，能发现问题吗？群众不信任你，会给你说吗？如果你也是贪官，群众敢给你说吗？你如果不能心系群众，群众不相信党组织，又有谁敢踊跃揭发贪官呢？
坚守信仰，从组织着手，建立一支过硬的队伍，带动主流社会风气，引导社会道德风尚，让贪腐没有市场和土壤。一个健全健康的组织才会有着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我们共产党，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是党的绝对优势。现今为何贪腐不止？我想，因素是众多的，但主流因素有这几个：
1、私有制及其伴生的文化思想盛行，导致人们信仰缺失，金钱至上成了主流价值观，这必然伴生大量贪污腐败。
2、党组织放松要求，原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党内形成了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包庇纵容了有利于集团利益的贪腐。
3、缺乏积极主流思想道德及影响下的各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腐败，把原本见不得阳光的贪腐行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正常行为。这就是人们口里常念叨反对的，还不得不违心附和的全社会的腐败现象。
4、治贪者被贪惩，打黑者被黑打的现象混乱了人们的思想，强奸了正义，寒了老百姓的心，风化了党的凝聚力，治贪反腐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治理贪腐，得从根治。从影片中，不难看到人民的力量。
笔者以为，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教育，真正多一些社会主义公正力量的因素，少一些私的成分，真正走群众路线，纯洁党的队伍，乃是治贪反腐的不二良方。
一、加强理想信仰教育，让社会主义从制度到思想文化等占领各个领域的高地，让健康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主导社会风气。人是社会人，没有人想成为与社会不相容的人，没有人想成为过街老鼠。只有形成了强大的正义力量，才能让张子善、刘青山们给低下头来，不敢有非分之想。
二、要纯洁党的队伍。看到我们的党员人数每每增加，但是党员的素质却每况愈下，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为什么我们党员多了，贪腐不见少，正义的世风不见长。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党员必须有党的信仰，宁缺毋滥，不合格的党员要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建议以群众评议来淘汰清理部分群众不满意的不合格党员。这样，才能重塑党的形象，让党握成拳头，形成坚强合力，真正成为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真正领导核心。
三、保护打黑打贪的优秀干部。正义是需要呵护的。保护了正直的干部，才能树立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就是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012年12月19日）

李牧檄：
它是开始，但没有结束

“1952年2月10日，两声枪响结束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一生，这枪声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久久震荡。”一个标准的史诗般的开头，可这枪声只能一时的减缓腐败的速度，而又有什么能阻止它的蔓延呢？靠毛主席？靠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监督？
毛主席在生前已经预见他离开后，社会会怎样倒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他那样牵挂人民的领袖，一千年才有一个，他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优良的传统，可它是制度呢？还是作风？如果它是制度，请问保证不了实施的制度有什么用？如果它是作风，是道德，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靠道德治国终究还是要沉沦的。
人民监督，美好的愿望，似乎也有上访和举报制度，但是人民有反映问题的权力，接不接受，另说。
又想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人民认为来了“救世主”，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再次交出，那么今天的人们命运也无怪伟人早已预见。
它是开始，但没有结束，直到人民自我觉醒。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2012年12月19日）

赵永健：
如果我腐败了，你们怎么办？
——看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后有感

看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就是非党员干部和副书记林克俭的一段对话。
林：“哎，小胡，你这闷着头一声不响的送了我十几里了，你想把我送到天津去啊？没什么事，就回去吧！呵——”
小胡从手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林。
林：“入党申请书—！好啊——，嗯，嗯，写得好！”
小胡又掏出一份文件，犹豫了半会儿，说：“哦，给——!"
胡：两份，您退给我一份！
林：你就这么认识共产党？！你要是不相信共产党，你就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收回去。
胡：我信！除了共产党，我没得信了。可我就是对你们有意见，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林：申请入党，给领导提意见，这都是你的权利，光明磊落得很!怎么能把这两个事情对立起来，这两份材料我都留下。小胡啊，我们共产党还有一条，你大概还认识不够，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呢，先提到桌面上来，这就是我去天津的目的，你知道吗。
这段林荫小道的对话，对比这两个人物的角色，一个是非党干部，一个是党内健康力量，这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党内出现腐败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做文艺评论，当然不仅仅是对文艺表现手法技巧进行评论，更重要的是对内容本身进行思考和联想，新中国第一大案能够联想的，首先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讲话里面的两个务必，当然更有务必后面的一个马克思的武器，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更能够联想到提出此问题的前一个就是共产党学不学李自成，能否汲取《甲申三百年》提出的教训。更一个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黄仁宇和毛泽东的一段对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民主”。
这些历史的经验无疑是给我们今天的现实，今天着手解决的主要问题——腐败，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今天看到了这部影片，特别是这段对话，其实对我自身而言，何尝不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是入不入党，一方面是给不给党提意见。这其实也是习近平书记所说得党面临严峻的问题，就是党的自身问题，党的信任危机。
面对今天的腐败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体视角不外乎内外比较，古今比较。内外比较，则主要是和美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廉政比较；古今比，也主要是和历代王朝惩治腐败中去找寻灵感。然而我们可能往往忽略了共产党自己和自己比。比如和革命时期比，特别是延安时期；比如和建国初期比，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的建国第一大案；比如和XX十年比，比如和CQ模式比。只有这样全面的比较，才能找出今天腐败的问题，就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不是没有讲法制的问题，是不是仅仅是官员财产公布的问题，是不是简单的高薪养廉的问题。
这个系统性的问题，非我辈能够简单的回答的，然而从《新中国第一大案》中至少我们能够得到的是以下两个启示，第一，能够解决腐败问题，首要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外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第二，要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当然就是如何解决群众监督党，党监督党，解决一个“民主作风”的问题，这当然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胡碰到的，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份腐败检举信，共产党应该选择哪个的问题。
当然这部片子明显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面对腐败怎么办的问题。《新中国第一大案》中解决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完全是小胡、林克俭公务员内部，党内的自我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始终选择的是沉默，不但沉默更是主动的体谅。这个明显的提出了一个毛主席也在思考的问题：官僚变质（腐败）了，你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本来是有答案的，然而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开篇的对话中去来结束我对《新中国第一大案》的评论。
“你就这么认识共产党？！你要是不相信共产党，你就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收回去。”
（2012年12月18日）

田锋：
中共反贪，路在何方？
——简评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

《新中国第一大案》是一部1992年拍摄的国产电影，由长春制片厂出品。整个电影的制作比较粗糙，情节简单，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电影的缺点是明显的。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主题表达清楚，风格沿袭了毛时代的文艺贯彻的政治性和正义性，党群关系的亲密，同时也克服了那个时代的演员脸谱化，表演形式僵化，增加了一点资产阶级最称赞的人性化描写，导致贪官看起来不那么让人厌恶，还有点让人为之感到理解和些许同情，总体上让人感到演员的表演比较真实，自然。尤其是这部电影正好出现在总设计师南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起步阶段，更是具有对全国党政干部的警示作用，也许就是这部电影诞生的历史背景吧，然而希望一部电影就能够挽救一个执掌着一国行政大权的官僚们停止快速滑向腐败深渊显然是可笑的，也是可怜的，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选自中国最古老的两千多年前的史书《尚书• 周官》，意思是用公正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执政者。《尚书•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的墨是指官员受贿之罪名当处死。人类自从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贪腐的行为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历届的统治者都希望解决贪腐问题，用尽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残酷的、智慧的、高超的手段，结果大多都反被贪腐终结了王朝历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周期率。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是不可能解决社会的贪腐问题，只有程度的不同和表现形式的变化。
《新中国第一大案》中展现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腐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什么新鲜的，多了去了，中共的党史常常把这个案子夸张地说成是杀了两个人挽救了无数人，其实这个说法我是不赞同的。历史上杀贪官最厉害的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充革，利用特务监控更是严厉，然而都无法控制官僚的贪腐之风，他甚至给予天下百姓对贪官造反的权利，允许百姓直接到京师告发贪官，还可以把贪官扭送京城。百姓有权闯入官府捉拿有劣迹的官员，如有胆敢阻挡者，则诛灭全家。最终依然国家颠覆，最后一个皇帝吊死景山。因此杀人是不可能阻止官僚腐败的。
中共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的确是党风纯正，政风廉洁，基本没有什么腐败。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就曾经总结过，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原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员不谋私产”，这的确是一个关键因素，战争年代都是供给制，所有的物资都是政府配给给个人，从生产到生活物资都是统一配发，统一管理和调度，没有个人资产，其实也就是集体所有制。除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因素外，这种集体所有制的现实制度也是保证中共廉洁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初，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因为中共对历史发展阶段性认识的局限和现实需要被保留下来，政治权力和私有制是天然的同盟者，这才是造成刘青山和张子善大案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私有制社会为什么必然造成腐败，这是历史上许多人物都解答不了的困惑。其实在《新中国第一大案》的电影中已经揭示了答案：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林克俭与张子善的一段对话，林克俭说现在他与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不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说的清与说不清的问题，就算是桌面上说清了，但桌子下面依然该怎么搞还怎么搞’，意思就是桌面一套，桌下一套，说归说，做归做。在这里我不得不表扬一下一个右派分子吴思，他提出了一个精确的概念“潜规则”，这个概念完全解释了私有制下的社会本质规律，也完全揭示了私有制下官僚必然贪腐的内在根源。“潜规则”才是主导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运行的制度，与冠冕堂皇的国家律法和规章制度完全是相悖逆的，不是正义和道德，不是光荣和理想，而是那暗地里涌动的“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力量。
不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不用潜规则在管理国家和社会。这个潜规则就是有钱人说了算。穷人可以不择手段的去成为有钱人，但不可以质疑有钱人说了算的这个制度。资本家可能会将他们财富的管家—官僚约束得十分的廉洁，但同时也给这些管家留下辞退官职之后成为有钱人的通道。美国的“旋转门”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官员退职到企业做高管拿高薪，或者根据需要离开企业进入政坛，不过就是腐败的形式变化了而已，而不是这个国家真的就清廉起来。至于那些有钱人的生活已经不能用腐败来形容了，说奢侈都不够档次了，只能用穷奢极欲来描述。据说美国那个金融大鳄索罗斯每一年都会娶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做妻子，一年后给女人一笔钱然后离婚，不知道这种腐败是属于什么等级的，我也懒得去想了。
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用潜规则发展经济，桌面上称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桌面下搞的什么普通老百姓都清楚了。记得有一次我打车在一个红灯口子上停车的时候，一辆豪华大巴车驶过来靠在旁边，出租司机随口就念了一下车身上的文字：社—会—主—义--科--学--研--究--院…后面的研究院还没有念完脏话就来了：“呸，吐你两泡口水，啥子ⅹⅹ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第一大案》中那么好的老百姓，那么有觉悟的有奉献精神的老百姓随着改开的三十年烟消云散，良民变刁民，顺民变暴民，官僚贪污腐败已从建国时期的星星之火形成要亡党亡国的燎原之势，而这都是起源于私有制的复活，公有制的被抛弃，让我常常喟然感叹，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存在。也许我们国家在百年内都不会再有电影中那么淳朴善良、勇于奉献和牺牲的老百姓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和黄炎培在延安讨论过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但是建国后很快出现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大案给他提了醒，腐败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就能简单解决的，因此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很快的就转向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打造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基础，这才真正的找到了一把解开官僚贪腐的钥匙，然而只有公有制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其实已经牢牢的抓住了解决官僚贪腐的两把钥匙，一个是解放前找到的民主，一个就是解放后找到的公有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了重中之重，加上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导致当时中共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重视不够，毛泽东同志当时主要也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直到六十年代初党内的官僚主义发展到居然连他这个党主席都要排斥的地步，再加上苏联经济管理权上的排斥工农参与以及全面反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才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建设出了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为公有制保驾护航，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坚决的捍卫私有制的，由此才出现了响彻世界的大民主运动----“文革”。“文革”的实践最终也没有为中国找到为公有制保驾护航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出路，79年的改开彻底的中断了这种探索，社会主义从科学走向了特色，中国历史仿佛归了零，一切要从头开始。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不管是奴隶贵族共和还是封建王权专制又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需要在国家管理形式上有所调整变化，并没有改变阶级社会按照“潜规则”运作的历史现实，所有的共和、专制、民主之类的外在形式不过都是为私有制服务已而。因此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私有制，一切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都在捍卫这个本质；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就是公有制，一切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都应当是在坚决的捍卫这个本质，只有找到了这个民主形式，才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回归的那一天，才有科学社会主义重建，才有彻底肃清官僚贪腐的制度保障！
（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成都）

倪剑雄：
就《新中国第一大案》谈谈对新左翼文艺的一点思考

当前的社会生活呈现的丰富与复杂，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当今是自媒体时代。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达到5.13亿（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舆论空前活跃。网络上纷纭繁杂的信息，也给我们工农劳动者和普通老百姓带来特殊的认识的困扰。新左翼要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建立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构建“3.0版”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面对和接受这既有的事实，并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我们的文艺，该如何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积极地发挥自身应有作用，提升我们社会的理性能力。由于左翼文艺自身必然因其阶级属性，而天然承载为革命和建设作宣传的使命。这在过去曾使左翼文艺走向被政治工具化的极端。这里既有政治斗争的方式和激烈程度导致的外部原因，也有新中国文艺自身发展的艰难曲折所带来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外部环境和文艺思想的转变，给文艺摆脱被工具化倾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才有理由，从宣传品跟文学艺术作品的差异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学被工具化所呈现的问题。这里就以《新中国第一大案》这部影片作为题材，来试作一番分析。其实这部电影离现在也不算久远，就是1992拍摄的反腐电影。但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我对这部优秀电影表示充分的肯定。它用曾经发生的故事为素材，集中阐释了历来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在十八大以后，中央也把反对腐败提到空前高的位置，很多反腐败的措施也在加紧酝酿之中。近期，本地一个搞腐败的领导恰好被查处，受到群众极力的拥护。由此反思我们过去耳闻目睹的各类腐败案件、深思我国的腐败现象从毛泽东时代的极其少见，到后来沉渣泛起并逐渐泛滥，以至到今天的失控，其间很多值得我们认识的地方。《新》片在揭示某些领导人因个人和社会环境的诸多原因，逐渐走向堕落，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也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揭示。可以说，影片的思想意义非常值得肯定的。艺术上很不错。

这里，我想从文学和宣传品之间的差异这个角度，来探究一番。从而思考一下我们的历来把文学的宣传功能无限扩大，以至使其成为简单的工具所导致的问题。我国现在的状况显然与建国初期有了巨大的不同。其间一个，就是1997年，全国初中教育已经普及等标志着全民素质普遍提高这个事，理论地讲，中国已经没有文盲。这个实际，为我们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思想宣传，在文艺这一块，必然面临这样的转变，就是要为提高普通群众参与舆论的能力，踏踏实实的从事实出发，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而宣传品和一般文艺作品的不同，在这里也显现出重新加以梳理的必要性。因为宣传品的性质和文艺作品的性质、作用、机制的差异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为改变和塑造新的时代的新人服务，但服务的方式、对象，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文艺的作用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感染和熏陶欣赏者，它的作用更加深远，国家基础。因此，比为达到特定的、短暂的、具体的目的所采取的宣传策略更应该具有包容性，更应该呈现社会的复杂的真实，更应该努力作到“逼真”和深厚。

看《新中国第一大案》，我们看到它的改编，也有宣传品常常有的不足，就是它故意提升了中国的现实状况，甚至把主角刘青山、张子善，也提升到不当的程度。如果说在论及此处时，因为左翼的政治要求，应该回避一些事项也有必要性，但电影的不足如果不揭示，则让我们必然陷入对真实国情的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由此将对其后的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也不能够正确理解，因此难免陷入认定继续革命为多余和不可靠误区。这可以从电影的两个有问题的改编谈起。

一是，刘青山这样早年参加革命的人，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卓越的功绩，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的思想境界和个人品质，符合一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要求。这个人显然不是一个在建国后，因为深感手下干部的生活拮据和自己忽然产生的异常疲乏而经受不起资产阶级引诱，才逐渐开始堕落的意志薄弱者，而本身就是一个坏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就属于必须坚持自我改造的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据相关记载，刘青山不仅仅是肆意贪污公款，还吸毒成性和嫖娼成瘾。天津三不管地带的南市，就是他经常去鬼混的地方。而电影对此则讳莫如深。作为宣传品，这个避讳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文艺作品，这显然就是缺陷。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环境当中，辩白的力量比较陈述的力量更大。我们现在可以轻易地从网络提供的真实资料得出和意在宣传而有意无意回避了的电影所掩盖的真实。这种掩饰，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此外，不看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慨叹，自己身边的马列主义者实在太少，而不惜发动文革来纠正当时的党内走资派的问题；也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深刻理解新中国建设的艰巨性，以至对文革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乱哄哄的局面，单纯的造反学生和青年工人，最终被人利用，被挑起武斗的问题，也没有正确理解的起点，继续革命的伟大意义将被完全否掉；对今天的腐败，也只会那公众不当地往幼稚、简单、甚至儿戏般的方向上引导。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风气的败坏，既来自消极蜕变，也来自沉渣泛起。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过去、也不应该无视我们面对的现实，更不应该松懈对我们社会和人的改造教育。回避真实，教育没有起点，掩盖事实，文艺没有力量。

二是，对影片里的群众代表田大爷的塑造，也来自文学被工具化时代，宣传部门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片面强调。那时候，中国社会主体是好的，有很多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普通群众，这个是事实。但作为文艺作品的电影，不应该简单地把另一面事实完全忽略了，那就是对中国人民这个巨大人群构成的真实状况。不应该拔高或者忽略那些因为不理解、或者有错误的认识、甚至因为错误认识而完全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一般群众、那些消极、落后的群众。这个群体人数也非常广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广大的，具体情况格外纷纭复杂的人群，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不会有这样令人忧虑实际状况。那些数不胜数的令人反感的扭曲、病态、混乱和丑恶，也不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就存在于我们普通大众切身体会到、见识到、耳闻过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历当中，我们从这些宣传品里是看不到的，但文艺作品应该看到，应该深入地加以揭示。普通工农劳动者和一般老百姓，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细节当中开始认识社会的。

我们身边有积极分子，但极少。而且，这些积极分子所以积极，也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而要自觉的由真实深刻地认识共产党，产生对它的由衷拥护的人，未必都那么积极。这些，在新左翼当中，可以找到无数事例。共产党的力量，来自它的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本上也来自它对广大民众利益的维护，来自“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因此它天然地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一个民族的觉醒，不是几个为着共产党领导转的积极分子能够囊括的。在纷纭的争议、复杂的较劲和公开的游行示威当中，每一方都有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人。他们不仅仅是笑眯眯的老大爷。
如果过去，鉴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斗争形势的激烈，而人民政权必须全力巩固的考虑，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宣传策略来应对，那么，今天如果不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科学的理解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右派为颠覆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共产党历来的有显著偏差的宣传留下的疏漏，来攻击共产党虚伪。今天，我们的新左翼文艺，就应该采取更接近普通群众的策略，从而利于普通群众深入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允许正视现实，用尊重事实、符合科学、立足进步的原则，通过转变我们的文艺思想，立足真实、科学、进步这个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个疏漏。
（2012年12月18日成都）

[2012年12月16号讨论会]

本次讨论会分重庆和成都两部分。成都的讨论会在百果林一个茶座举行。
参会者围绕第六次主题《新中国第一大案》谈了自己的思考和文章的粗略构思。然后由主持人回顾总结了本川渝新左翼文艺圈2012年所做的三个事情（文艺群、论坛、专题讨论会）。也介绍了2013年将搞起来的笔会和一个文艺重点作品讨论的大致安排。针对我们圈当前面临的问题，大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摘录发言如下：
张建华：我们的笔会，实际上还有两个事情可以考虑，一是主题思想，确定主题很重要，要找到合适的主题，得有一点专业知识，就要提高我们的专业素质，要学习。而要学习，就涉及到请老师来给我们讲课的问题。就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互助组，相互支持。如果有互助的意识，我们请来的人，都是义务的给大家做些讲授，事情才能做下去，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请进来、走出去”。上面说的是“请进来”，“走出去”就是看书。我最近就在看张宏良的书，也在看《电影美学》。
李永康：我就写一点“豆腐干”文章，主要在批评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对文艺评论，还说不上熟悉。所以也不敢说，能为我们的笔会做好多事。莫言的书，我也没看过。我关心的是工人——我们这一代工人，现在几乎都经历了下岗这个事，很多人没条件上网。那些农民工、普通工人，都是我们左翼的主力，我们应该多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做些对工人有意义的事情。
杨豆霜：我谈一下笔会的事。我们笔会会有些开支。这个事，我看能不能这样来做，就是把我们具体工作当中得到的一些便利，跟我们的笔会结合起来搞。我近来得到一个很有价值的文献《盘歌》。学界很多人以为，这个200多年前的古代民歌是少数民族的文献，我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它就是汉族的东西。这个《盘歌》提到桃花节这个事，我因此跟很多搞桃花节的地方联系，看能不能借次参与他们的桃花会工作。如果可行，我们就可以跟这些桃花会连手起来搞我们的笔会。这个对大家都是个好事。
赵永健：我理解做这件事，第一是借此团结更多的人。第二是锻炼水平，在舆论战线上能做出一点成绩来。第三，主要是通过文艺讨论和思想交流使我们的话语体系更大众化一点，能够和社会的主体能够对话，而不脱离实际。第四，通过文艺也能够是比较抽象的政治文化概念生动活泼的地进入大家的视野，就是有一个从抽象向形象的过度。第五，就是能够借此搭建好平台，让更多的普通群众参与进来，我的理解文艺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其实只要有兴趣都是可以参与的，而且是可以有很独特的见解的。
田锋：我们圈子的几个事情，渐已上路。但还要注意发展新人。有了人，才便于我们开始参与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有机会休息、休整一下。重点讨论可以做，凡能参与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做。建议我们文艺圈把自己的文字印刷成小册子，好作为赠品跟其他人交流。另外还建议我们搞一个交流群。把现有的群开放成宣传群，容许更多人参与进来。
另外我建议我们还是搞个网站，最好能跟王老师的文献学会结合起来搞，把那些文献也发在这个网站里面。
倪剑雄：我觉得加入这个交流群的人，要注意三点：有明确的左翼立场、有文艺爱好和才干、要有为发展左翼文艺，自觉承担责任的意识。我们早晚会遇到集体疲乏的问题。到这个时候，这个交流群，就要承担救急的责任，要咬紧牙关把那次讨论会的文章写出来，确保我们的每月讨论不会中断。因此，我还有个建议，就是我们得有一点备用稿，就是提前写几篇同题材的稿子准备在那里，万一遇到某个时候大家写不动了，也可以以此应付。所有报刊都有备用稿。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全文完）
（2102年12月1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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