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草动物：一个小卒对上世纪国退民进的反思

由 **Admin** 周四一月 03, 2013 4:10 pm

回想９０年代，我身处于金融战线的最底层，恰是自卑又盲从的时候。那时对于上级行下发的文件均视若神明，完全没有意识要把文件精神与未来生活图景联系在一起，进行其正当性的思考。尽管上世纪国退民进已形成了阶层分野和新的社会秩序，以我微薄的才识去冒犯或挑动它可能存在错误与风险，但想到如果没有人去反思这一进程中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人们又如何防范“顶层设计”可能给底层带来的伤害呢？特别当下新一轮鼓励民资进入央企时，表达担忧总比沉默守拙强。为此我不惮才疏学浅，只希望抛砖引玉换来有识之士的思考，从而共同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石。

１９９７年，我国国企有２６万户，其中３７%资不抵债，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已存在着支付风险。在此背景下，９８年推出深化金融改革的方案，包括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等内容，其中重点谈到国企改制问题。当时银行主流观点认为国企经营困难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无本经营、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些观点在深化金融改革方案中被吸纳，达成了社会对国企经营困难的共识：即国企未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因此没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不能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激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在想来，这种共识是引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即人是理性经济人（自私），之所以国企搞不好，就是菲薄的工资让管理层不愿为公家无私地奉献个人的才干。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抓大放小”，国企要注资和重组，实现“产权明晰”，逐步使国企资产负债率下降到５０%以下，使其成为能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

由于当时国企普遍受资产负债率的限制，新增贷款受到遏制，在此情况下只能引入外部资本注资和重组，这项金融改革政策的实质就是鼓励国退民进。

当时社会不谈论“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没有高层发出声音，呼吁从我国政权性质出发去看待国企治理结构的优越性，从而指出其“无本经营”说法的荒唐。相反，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获得舆论一致的支持，国企成了僵化、落后、陈旧的代名词，谁都欲除之而后快。

不良后果逐渐开始显现。当后来“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跑路时，当“血汗工厂”的内幕不断爆光时，当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时，当外资企业逐渐占据我国大部分消费品市场时，当下岗职工为生计犯愁时，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时，我开始主动反思国企的价值与意义。回顾９０年代国企经营出现的困难，联系到被忽视的不同经济政策，我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如下：

一是区别对待的政策和标准扼杀了国营企业。从经营成本上讲，因为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使国企相对民企毫无优势，这导致民企以更低廉的产品价格击溃国企，从而抢占国企的市场。如，国企执行严格的财经纪律，依法上税，吃的是“技术饭”和“老实钱”，因较完善的职工福利、退休职工包袱和真材实料的生产使经营成本明显高于民企，但国家并没有给予国企依法经营、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质性奖励。相反，９０年初兴起的民营企业却大多是偷斤短俩、偷税漏税、克扣工资、巧取豪夺的角色，这些民营企业家大多是国企跳槽的管理层人员，可谓“知己知彼”，普遍靠“贿赂”去挖掉国企销售渠道和市场，不正当竞争视为正当的市场竞争，执法部门却放任自流，没有打击经济犯罪的意识。

二是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扼杀了国企。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潮下，引入的外资企业抢占了国企的市场份额，我国的国计民生领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的场所。例如食品、家电、化妆品、新闻媒体、水务、能源、物流、金融等，在世界很多国家视为国内市场需要保护的领域却向外来资本洞开，发展仅４０多年的国营企业哪里是发展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跨国集团的对手！更何况外资企业还享受着“一免二减半”的税收政策。

三是银行的釜底抽薪扼杀了国企。在上世纪，信贷关系的建立或催毁，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自确定“抓大放小”的产业政策后，一方面，银行停止向进入名录的国企新增贷款，另一方面向国企的竞争对手或新的注资人发放贷款，通过贷款强化民营或外资企业的竞争力，给国企最后一击。

当然，主流社会提到国企缺乏有效自我约束的问题也是有道理的。据我的了解，国企内部没有与不正之风做斗争的渠道和气氛，职工普遍缺乏与国企荣辱与共的主人翁精神，对于一些领导变成内贼无与之斗争的经验。此外，一些国企受计划经济影响至深，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快速反映的能力，容易被民企和三资企业抢得市场先机。

国企所遭遇到的这些问题，其核心在于当时社会整体对西方经济学的追捧，艳羡西方的“繁华”与“民主”，急于用西方“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产权制度”改造国企的“落后”。这导致了国企改制过程中效率压过了公平、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国企被全社会抛弃。当时普通群众都奔走在如何最快实现个人致富的路上，政治上甘于“被设计”，认为国企的兴衰事不关己，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在国退民进浪潮中充当了看客。而财政、金融、司法、发改委等各个部门的政策也不利于国企的发展，以至于到了国企不破新的经济体就不能立的地步。“冰棍理论”、“靓女先嫁”论流行于当时的社会，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过后我接触到朗咸平和左大培关于反对管理层收购和国退民进的思想，我一听就明白他们是人民经济学家，但这已是事后的呐喊了。

上一轮国企轰然倒下，工人没有什么实质性抵抗就下岗了。我一个亲人也在这一轮“减员增效”的股改中被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扫地出门，只拿了约4000元的遣散费。在这家银行充满“人情”地请遣散员工吃一顿“告别餐”时，没一人参加。为什么如此顺利地让改革伤害到众多的底层员工？因为当时多数人相信党的领导，相信精英的理念，相信国家暂时有困难、需要自己做出牺牲。更何况多数人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国企会亏损，为什么要股改，这当中也包括我。现在看来，我宁可相信这是搞市场经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不愿相信我们的党是受了蒙敝，吃下了西方送给我们的毒药，所以才在国企亏损原因和改造路径的判断上出现了偏差。

时至今日，我又吐出一口狼奶，明白了经济学是有阶级立场的，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主体的兴衰就代表着受益者与受损者的更迭。今天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尝到了私有化带来的苦果，那么是否该反思这一切是如何来的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失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当年的我不是一样羡慕西方的“先进文化”吗？哪看得透资本主义口蜜腹剑的本质？！

“世上没有救世主”。今天的科技日新月异，如果年青一代的工农阶级不从黄色网站和赌博中脱身出来，认真学习技术和生产管理知识，用马列毛思想武装头脑，那么根本不具备与资本主义精英相抗衡的力量。“实干兴邦”，而“空谈”和“抱怨”都会误国，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有赖于更多的人们来思考和落实。

　　　　　　　　　食草动物于2011年4月

修改于2013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