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们的文艺（一）

反思我们的文艺（一）
——第七次新左翼文艺讨论会文集


[按语：]
我们搞文艺讨论，每以文学和影视等具体作品为题。这次最初打算探讨“文艺娱乐化”现象。但讨论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个事情太大，无法一次探讨个什么结论出来。讨论会也开得非常好，大家踊跃发言，思路开阔，但最后却难以收回来。首先，主持人倪剑雄发言，介绍了这个讨论的构想，同时介绍了可能成为我们写作题材的一些现象。并打算从左翼立场，分析一下邓小平的“两为”方针。说到当前的文艺，不应该过度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而应该突出为社会主义服务，意图提倡恢复文艺的教育功能，而不能一味放任文艺的娱乐化。没想即刻引起巨大争论。此后，赵永健就当前热门电影《泰囧》提出自己的思考，也引起很长的争论。参会人发言到最后，江昀教授给大家介绍了有关西方马列主义在文艺和传媒方面的理论优势，还向大家推荐一些专业书籍。鉴于本次讨论会的实际情况，也同时考虑到重庆方面的朋友不能到会，此次讨论会只好确定，大家就各自所感，自由发挥来写文章。由于左翼人员的具体情况，同时也由于30年来，一般民众对文艺的接触频度、方式的差异比较大，我们这次的讨论文章，观点差异也是自然存在的。我们呈示自己的思考，说自己的话，我们期待左翼文艺思想的成熟，也欢迎各位读者给我们提出批评。
本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于2013年1月12日下午2点半，在成都百果林举行。参会人：倪剑雄、赵永健、韩非、食草动物、李牧檄、张建华、江昀、张老师。


[文章八篇]

赵永健：
从《泰囧》到文艺娱乐现象的思考

讨论文艺娱乐现象，我理解此题的初衷即是对目前文艺的过度娱乐化提出我们的批评，而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改变。而今天究竟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就我自身的思考而言，确实没有想清楚，我于是又怀疑其我对文艺娱乐现象的批评本身。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下这个评价，而这个题目对我而言确实超出了我目前思考的范围，那我还是从当前文艺中比较热的话题谈起走，我选择了电影《泰囧》。

与《泰囧》的缘分，可谓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激起我感兴趣的有三点：第一、身边同事们的议论和推荐。第二、新闻传播的渲染，特别是基于票房的事实。第三、一些关于《泰囧》的评论。

目前我接触关于泰囧的评论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

“中国中心主义”，此观点发表于南都周刊。主要使用的逻辑是“后殖民”的概念。即在政治、军事殖民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采取了文化殖民的策略，他们把自己表述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民族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的文化。文章提到了中国人看待好莱坞的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将心比心的想了想泰国人怎么看待《泰囧》。

大学教授晓苏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更是精炼：“三俗”、贱下、炫富。贱下指拿老百姓开涮、挖苦、讽刺、作贱老百姓。炫富指拜金主义。其中还指出国民欣赏水平偏低。

学者余亮评论用的标题是《很中国，观众更中国》。他讲这部电影很“俗”，但“俗得更真实”，比较符合现在社会很实际的情况。特别文章是从看这部影片本身的电影院现场的体验谈起走的。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这部影片贴进观众，实际也是他给出了他理解的这部影片为什么票房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文章《这是一个更加高级的喜剧》发表于南方周末，该文讨论《泰囧》主要观点是：第一，片方精于“算计”。第二，票房高因为同期影片《1942》、《王的盛宴》的压抑而出现的“报复性观众”。第三、市场对喜剧的饥饿。

凤凰《非常道》节目专门对《泰囧》导演兼主演徐峥有一个采访，吸引我的一个他的主要观点是现实主义，接地气。“一个现代人，手表、手机、电话、电脑这些乱七八糟全都没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停下来，去感觉到泥土的芬芳、感觉有风吹过来。”《泰囧》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画面和情节？谈到影片中吊丝“宝宝”给了他“高富帅”一脚，徐峥阐述到“这是一种逆袭，装逼的人受到的惩罚。”

看了这么多关于这部影片的“信息”，我显然不是做一个影评，而是就这个影片谈一谈我的文艺娱乐化现象的思考。

第一，怎么看待“俗”作品。

在某种简单化的评价里，我是同意苏晓对影片《泰囧》的评价，里面有贱下的成分，主要体现在王宝强饰演的角色身上。里面也有炫富的成分，动不动拿钱解决问题，电影的圆满也是靠钱来解决的。那是不是就如同苏晓说的国民欣赏水平低呢？我又仔细思考了一下，电影里面的俗，是否扭曲了现实，看看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泰囧》是否反映了，我认为是真实的反映了，那么一部真实反映生活现状的作品，很“俗”，这是电影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睁开眼看世界，还是一味的念念不忘满口的“仁义道德”。这社会显然是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人往往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却做不到。当然，更有甚者，就是发生了的事情，他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不是去创造“正义”，而是去粉饰“非正义”。要彰显崇高和理想，首先就得回到现实，艺术的猛士们，敢于直面这“俗”了又“俗”的世界么？

从这方面看《泰囧》，我认为“俗”并不可怕，关键是离我们生活的距离。

第二，眼里要看到“希望”。

鲁迅说，希望总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半杯水，有人看到的是只剩半杯了，有人看到的是还有半杯呢。这本是简单的逻辑，关键是我们分析问题，却找不到问题的本源。曾经听过台湾学者李敖的讲座，说是真正放开黄色影片的国家，反而强奸案少了。我并不是要赞同李敖的意见，只是说纸包不住火，“俗”是我们说改变就改变得了的吗？这就像封建迷信相信某种东西包治百病一样可笑。我们不仅要正视“俗”，还要了解到那些“俗”是由于我们认识的误差，那些“俗”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眼中既要看到事物的反面也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就电影《泰囧》而言，我认为人到中年家庭危机，最后全家团圆不是里面的闪光点么？白领嘲笑吊丝，最后被吊丝感动，这不是打破社会阶层的隔膜么？一个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的白领在这场怪诞的旅途中，不是在最后一刻，选择合同还是“泰国传奇”组合，有一个明显的价值倾向么？我们不能选择性的过滤掉一个流行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也会得出“国民素质低”的一个简单的结论，那么我们可能进一步地走向群众的对立面？

难道那些“公知”，“专家学者”犯的错误，我们还要再犯一次？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讨论文艺娱乐现象，是想通过这样的讨论知道社会问题之于文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然不是期望得到什么结论，而是寄希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途径。
（2013年1月17日 成都）


倪剑雄：
我们在娱乐什么呢？

我写这个文章，也差不多算不入流的。要说的两个人，其实我都不很了解，一个金庸，一个俸振杰。前者大概无人不知；后者，知道的少些，是一个青年画家，但在绘画圈子内，知道的人应该很多。

先说金庸金大侠。

我跟王朔还不同，王朔经那些金庸迷鼓动，还拿起金庸的书读过。我是一篇都没读过。而所以不读，原因跟王朔一样，觉得太没水平了。事实上，我身边读这些武侠小说的人，确实大多不怎么的。但也不仅仅如此。有一年，我遇到一个老中医，就把这个书藏在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见了我，赶紧敷衍说，这个世界没有多少让他感到满意的事，逃避一下而已。另外一个就是孔庆东教授，他也很迷恋这些书。至于原因，我无从知道。并且至今，我深知自己仍然没兴趣去探究他何以那么迷恋这个打架的书。

我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文化就仅仅是传统的那些儒、释、道，那些旧学。我们左翼对旧中国的那些文化传统的感情，不应该象一般右派那样，用故弄玄虚的态度，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伪装成不得了的经典。在中国大众毫无参与条件的时代被个别“异人”整出来的那些经典，它们到底有多大价值，我越来越怀疑。每当看到那些崇尚“新儒家”、“国学”、甚至汉服、唐装的人，兴师动众在那里祭拜这个祭拜那个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些愚昧、粗悍的农民、那些因为不愿意承受严酷的压迫和剥削起来反抗的农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润土、和祥林嫂。他们的文化处境，对我才是真实的，才能代表中国。因此我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它有的，仅仅是少数人凭借一些冠冕堂皇的教条来凌虐劳动者的工具。

经典犹且如此，那些莫名其妙的武打小说只能算个屁！

但是，武侠小说的兴起，对我却有另一种含义，而这个，是应该基本肯定的。它是以复苏的旧文化，客观的矫正当时中国文学在革命激烈、政治斗争复杂的年代，而新文学的理论尚且发展有限，因此被时势挟持，文学应有的娱乐功能淡化、忽略后，被重新强调的标志。金庸和琼瑶等通俗小说作家，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功劳的。就当时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实际，这些粗浅甚至粗劣的作品，也确实有一定积极意义。这个，不应该否认。问题出在此后，大陆的出版制度的改变，一时书商疯狂推出大量的暴力、色情读物，那些令人厌恶的地摊文学常常以法制宣传的名义授人不法的异想，这个持续的风潮导致的后果，反过来映衬确实有着无端而来的大师名头的金庸，给他笑眯眯的脸上涂抹了一层怪异的色彩。而恰好，有一次他到北大去讲历史，下面的专职教授们惊讶的发现，其实这个“大师”和“历史学家”对历史也所知不多，一场讲座下来，居然闹出好多笑话。

——这样的大师，也就这样了。我的对武打小说的鄙视，因此也没有理由改变。

然而后来借此复兴娱乐的低俗的文学风气，不仅仅泛滥于以武打小说为主的地摊文学，甚至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刚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文友们，也没人不认为这个标题就表明，莫言这个作家，无外也在硬造奇姿，为的不外乎钱。而这个，近日听他本人在获诺贝尔奖的记者招待会上，竟另有解释。这就不禁叫人感叹，现在的人，真善于造句——尤其是作家们！

作家们强调文学的娱乐性，其实也不是金庸开始的。童恩正的那部不知道怎么来的科幻小说，其实已经开始了。后来还被拍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虽说电影很臭，但思想却很正。而这个娱乐化，化到后来，简直到了肆意妄为的犯傻，我怎么也找不到比金庸更好的转折点。呵呵，谁叫你是“大侠”的呢！现在的文学娱乐化，已经到了一个搞“玄幻”、故弄玄虚的无聊的程度，居然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当代人缺乏想象力！我们缺乏想象力吗？如果缺乏想象力，读了那些胡编乱造的书，就有想象力了？真是奇谈！因此，我们大概也只好学着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了。

而至于它的根源是什么？王朔说得好，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复兴，而“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
——这个，我非常同意！

下面说俸振杰，这也是一个以娱乐的面目出现的艺术家。但这个娱乐后面，我有非常想说的一点思考。

近几年，美术界非常热闹，出来一种“艳俗艺术”，俸振杰是代表画家之一。他的画那个艳啊，艳得让人眼睛都感到累；那个俗啊，俗得人心都没了力气，直要呕出来似的。他最主要的画，就是把那些本来的土里吧唧的小市民画成衣着异常华丽的阔佬。有几幅，直接就是结婚照的模样。我们一般人结婚，大致差不多都那样的，喜欢化妆，穿上小地主、阔老板的衣服，女的摆出神经兮兮的姿态，好象他们不在现实世界当中生活的样子，十分滑稽。我想起美国总统卡特，在大选上他被里根击败以后，就哭着鼻子对新闻记者哀叹，大致说：我又要回到那臭烘烘的平民生活里去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政客也还诚实，不当总统的生活确实没那么馨香弥漫。而看俸振杰的画，在假洋派和臭烘烘之间展开的对当前浮华世风的批判，确实相当的有说服力，相当感人。

但后来一想，他到底要讽刺什么呢？讽刺大众的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矫情虚妄？这个事情，我慢慢想来，就开始觉得有点问题。难道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常常这样的吗？过去曾经有人挖苦那些一时暴富的老板附庸风雅，也有人为其辩护，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点体验，难道有错吗？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艺术家应该怎么看待我们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普通大众文化和趣味进步的态度问题。在文艺的嘲讽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那些站在群众立场的有觉悟的人，对群众的落后和缺点所报以的善意的嘲讽。这个，在过去有部仲星火主演的电视剧，把一个乐呵呵的乡村支书穿的西装里面，安置了一件最土气的黑色的棉背心。这是善意的嘲讽。而近年来，有的比较严肃的艺术家，往往没能坚守住这个民众的立场，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美学目标、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评价时，往往对民众深怀厌恨。这种微妙的感情不同，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前艺术界的一个思想症结，脱离实际，眼光短浅，没有深沉的对普通民众的理解和同情。难道我们这样一个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那些普通老百姓，能够超越实际可能，一下变成深沉精致的贵族吗？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是想借回顾我们文艺的历程，来为新左翼文艺找寻路径。那么，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的文艺家，应该自觉的理解我们的老百姓，要努力走到老百姓之中，深入的理解，充分的接受，然后学会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创作，才能找到自己艺术的真正的前途。尽管普通老百姓自有很多缺点，但他们是这个国家永远的主人。
（2013年1月17日 成都）


李永康：
文艺乱象与中情局陷阱

老夫不是文化人，浑身上下也没几个文艺脓包，本没有资格参与关于文艺话题方面的讨论，但因为看不惯当今铜臭味十足，且庸俗化、媚俗化四处泛滥的文艺现象，憋闷了很长时间，终于按捺不住，故也来个鲁班门前抡大斧——滥竽充数，胡言乱语地评论一番，以解胸中之郁闷，说得不对，欢迎拍砖。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社会进步的表现形式便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就象人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不管你出哪一条腿，另一条也必须同时紧跟，否则根本无法前进，还可能跌个大跟头，轻则仰面朝天，引来路人嘲笑，重则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严重的还会产生骨折或缺胳膊断腿，运气特别不好的家伙甚至还可能一命呜呼矣。

文艺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累、沉淀、教育、传承等作用，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层次的高度，同时也对该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黑格尔曾经说：“国家并不单纯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更多的时候，国家还是建立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当一个民族缺失了它的精神和思想，那么这个国家也就随之崩溃了”。因此，当我们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时候，也必须承认精神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认知观和世界观。

所谓文艺，望文生义，包含文学与艺术两大范畴，表现形式各有特色。但无论何种表现形式，其主题思想都应当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具有催人奋进的动因，具有道德良知的教化，具有罚恶扬善的正义，应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样的文艺作品才是一个健康的、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有生命力的作品。

这里有必要纠正两个误区。

一是有人认为，凡是能够流行的文艺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之所以能够流行并占领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对此观点，老夫不敢贸然苟同。如果说流行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那么流行感冒呢？人们为何不但不喜欢它、亲近它，反而敬而远之呢？当年的“SHAS”病毒，流行速度够快了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流行”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能因此说它是好东西吗？真正好的文艺作品并不在乎流行一时，而在于它们经久不衰的深刻内函。

二是有人认为，凡能够给人们带来娱乐效果的、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文艺作品，就算是好作品。理由是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感观，又能给人们带来欢娱。一个文艺作品如果失去了娱乐身心的功能，就会丧失它的艺术价值。对此观点老夫仍然不敢苟同。如果仅仅能给大家带来娱乐效果，满足人们精神感观的需要，又能吸引观众眼球的就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那么弄一个一丝不挂、全身裸体的模特儿站在大街上扭捏作态，将自己的“丰乳肥殿”充分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娱乐效果”想必不错，围观者定会熙熙攘攘，眼球的吸引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你能说它是一个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吗？

第三，不能将文艺作品的娱乐性与教育性对立起来，认为两者非此即彼。那种一提到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就认为不外乎是干巴巴的情节，冷冰冰的说教，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其实二者完全可以得到和谐统一。大家可能都看过卓别林先生的系列喜剧，特别是《摩登时代》，虽然搞笑的镜头频频跌出，从头到尾让人忍俊不禁，但表达的主题思想却无比尖锐深刻，对社会现实的鞭挞，对资本血腥的控诉，无不令人击节叫好，笑过之后，又让人不得不产生严肃的思考，这样的作品才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

这里需要做一点声明，老夫并不是一味反对文艺作品的娱乐成份以及受人关注的频率。因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诗词、歌赋，还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影视、戏剧等，本身就应当让人赏心悦目，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观后或令人轻松娱乐，或让人唏嘘感叹，或让人浮想联翩，但这些决不是文艺作品唯一的功能，重要的是文艺作品应该具有深刻的主题思想，能够有利于竖立正气，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道德观念的培养。因此，老夫所反对的只是文艺作品脱离社会现实，丧失道德立场，使人精神麻目，道德堕落，思想退废，甚至违反伦理道德，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文艺表现形式。

我们不妨再拿文艺作品中最普及的表现形式——歌曲来举例。当你唱起《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类似歌曲时，定会感觉精神振奋，全身充满了活力，让你产生一种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冲动。而成天哼哼叽叽，哥呀妹呀，爱得死去活来这类软绵绵的流行歌曲时，其精神面貌就大不一样。前者使人积极向上、健康活泼，催人奋进，后者则让人萎靡不振、精神颓废，思想堕落，这就是区别。

文艺作品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的风向标。某些情况下，甚至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未来。如果讲的直白一点，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关键在于这个工具掌握在谁的手中。如果我们放弃了它的这个重要功能，忽视了它的这一重要作用，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倾覆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比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退后果更加严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为颠覆这个社会主义的红色政权，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在军事上围堵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但均未达到其目的。于是改变计划，将颠覆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并制定了周密的和平演变与文化进攻战略。据网上批露，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制定了一个内部代号为《十条诫令》的专门针对中国的行动计划，企图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矛盾、传媒工具到武器装备等方面来动摇中国青年一代的传统价值观，进而得到颠覆中国红色政权，改旗易帜的目的。现将其内容转载如下：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针对中国战略的《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以上《十条诫令》是否确有其事，老夫不敢确定，但如果我们的对手真正在按这个思路操作，那的确让人有担忧的理由。

在这《十条诫令》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侵略手段就占据了半壁江山，令人触目惊心。然而从今天诸多社会现象来看，《十条诫令》并非是空穴来风，当前我们似乎正在沿着这条别人预先设计好的路线图亦步亦趋，离跌入陷阱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其实美国佬的这《十条诫令》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他们对付前苏联采用的也正是这一手段，但在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得逞？这要归功于两个因素：早期是被毛 泽 东 思想所铸造的防火墙所隔离，不得不夹着尾巴鸣金收兵，只得另寻机会，伺机待发；现在则是被部分经过无产阶级革 命 洗礼的中国人民所识破，所以暂时还不能得逞罢了。

遗憾的是，自“特色”以来，我们似乎在上演一场“单腿跳”的悲剧。虽然口头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但实际操作中却自废武功，几乎完全放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诫备，任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放任自流。部份“精英”趁势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形式（包括文艺作品）不遗余力地推销卖国言论，污蔑和攻击开国领袖，为历史上早已定性的汉奸卖国贼翻案，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主义信仰，并将文艺向产业化、金钱化方面诱导，使其与铜臭结盟。经过三十余年“特色”下来，是非被混淆，黑白被颠倒，价值观被扭曲。特别是在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全民下海“摸石头”的诱惑下，一度高尚的文艺（包括一些文艺工作者）也在金钱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并被污染和腐蚀，有的甚至与之结成了密不可分的“统一战线”，向堕落的边缘急速下滑。纯娱乐化，媚俗化的现象愈演愈烈。诸位只要稍加留意，或打开电视，或上网浏览，就会发现各种表演琳琅满目，各类选秀节目接踵比肩，各类超女、剩男、伪娘闪亮登场，各种丑态大行其道，低俗献媚的娱乐搞笑，无病呻吟的扭捏作态，故弄玄虚的矫揉造作，淫秽污浊的暴露表演等，无不充满铜臭，只能迎合一些精神空虚者的无聊，却完全丧失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应起到的正面作用。今日的文艺作品，就象抽去了灵魂的躯壳，还有何生命力可言！这样的文艺作品，这样的精神食粮，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营养？对社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如何让人们去发扬光大，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传承？对照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我们的文艺平台是不是在助纣为虐，与颠覆势力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充当其帮凶，将中国领向文化殖民地的悲剧，带入万劫不复的死亡陷阱？

面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今天的文艺乱象是否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良心。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醒醒吧，中国人！不要在迷幻中继续沉睡下去了。
（2013年1月16日写于成都。）


食草动物：
拿什么鄙视你，扬恶隐善的低俗化媒体

进入360导航的各大知名网站的社会新闻、读书原创与娱乐版块，可谓“颠覆性价值观”之大览，负面的、炫富的、黄色暴力的图片和八卦新闻充斥其间。浏览一下热贴排行榜，光标题就一个比一个生猛，什么小三上位、情色女王、豪宴豪宅、一夜情等等重口味，把含蓄、高雅的东方传统文化和充满正义、高尚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冲击得面目全非。

何时媒体变成无穷人欲的展示平台？变成了扬恶隐善的名利场？！一入网中，恍如“六亿神州皆舜尧”已迷失在奢华堕落的欲望陷阱中。那一个个热衷点击低俗新闻以打发无聊时光的人啊，思维还有何进取性？失去进取，人身上最可贵的质疑与创新精神何来？这传播低俗文化的媒体对我国人精神的戗害何其惨烈！

我仿佛看到一个个“高等人”站在媒体的身后，俯视着沉迷在网络低俗娱乐中的国人，看着他们变成一群群动物后露出的得意笑容。这样的“高等人”戴着面具，一方面为大众的低俗开脱，称食色性也，现在的国人多么幸福自由，可以看裸体女人放纵情欲，获得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他们又鄙视着大众：看看你们多么愚蠢堕落，有什么资格追求平等和共同富裕！

相对于令人惋息的陷身低俗的人们，我更鄙视的是倡导和制造低俗文化的不良媒体。他们掌握着资本和舆论宣传喉舌，却在网上批量制造着美丑不分的纵欲世界。仅仅是为了追求眼球经济吗？是传媒商业化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却为何乐于传播和塑造本国英雄形象呢？这隐约可现政治企图：让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精华在“和谐”的招牌下，向西方糟粕和封建沉渣“妥协”。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看着多少人沉迷于低俗网络小说，对于国家命运面临的挑战漠不关心，多么迫切地感到这个社会需要正能量！如今社会上出现种种笑贫不笑娼的现象，不良媒体为了实现一己之利而带给大众的“帕累托改进”可谓功不可没，市场经济的代价就是如此伤害民众的心智。

现在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可是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却如此神速。原来实现“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人民的精神追求应当有超越物质享受的水准。如果舆论阵地放弃了这样的精神倡导，如同让团结起来的人民四处走失，从创造历史的英雄变成唯利是图的草包。

这样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我已习惯了社会上黄段子的流行和各种对崇高理想的恶搞。昨天在外吃饭，店里电视播出某村民与某地方政府为争乌木所属的诉讼新闻。这条新闻引起众多食客的兴趣，引发的话题不是关心这乌木的归属，也不是“民告官”，而是这乌木究竟有多值钱，这让听新闻的我又开启了“异质思维”。

但我确信，热贴点击榜不是反映真实的大众趣味，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普遍不是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人，这是媒体低俗化供给和扰乱意识形态的结果。“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中华民族优秀的遗传基因，代代传承不破。“潘多拉的魔盒”一时引发大众猎奇，转瞬将被有识之士抛弃。

隐恶扬善，弘扬正气，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坚守的职业道德。混淆是非者，终将露出丑陋的面目受人鄙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社会需要正能量！
（2013年1月22日 成都）


项仁：
对改开30年文艺现象的一点感受

改开30年以来的文艺，完全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经过55年革命建立起来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统治共和国的文艺舞台。从一开始的共-产-党放弃对文艺方向的把握、引导，发展的目前的完全由资本主导的、腐朽的、黑恶势力、国外敌对势力参与、渗透其中的，彻底颠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低级的、商业化的反动文艺。他们利用文艺这个平台，公开篡改历史、蛊惑人心、为汉奸卖国贼翻案、为帝国主义唱赞歌，抹黑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肯定的说，在文艺商业化的今天，所有的文艺、舆论阵地已经完全被洋奴、汉奸、卖国势力所控制。从电影《色戒》的放行、莫言的获奖、南方系的疯狂等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得到印证。
之所以会发生共-产-党放弃对文艺的领导权这样反常的现象，其真正原因是汉奸、腐 败 势力做大。为了达到保护既得利益的目的，他们置中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丧心病狂的利用文艺这个舞台，宣传、传播腐朽、色情、反动的价值观，麻痹人民意志、搞乱人民的思想。在他们打造的声色犬马的腐朽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只会不管白猫黑猫地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昏昏欲睡、失去理想、方向。这样才利于他们放心地 腐 败 、放心地卖国、放心地抢劫财富。就我所看到的文艺作品，可以这样结论，现在的文艺，完全沦为为腐 败 既得利益集团、汉奸卖国集团服务的工具。
文艺是表达思想、立场的载体，她有鲜明的阶级性，什么阶级掌握领导权，她就会服务于那个阶级。所以，文艺现象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都是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只有掌握领导权，才能重新将文艺回归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健康的文艺道路上来。
（2013年1月21日 重庆）


宪徽：
文艺娱乐化是个伪命题

文艺作为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当属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而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改开以来的去意识形态化（实际是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化），文艺领域以所谓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和能力，追求个人幸福的求实精神等等——典型如共 产 党 员也是人之说，抽去人的阶级性、社会性，配合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颠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已然形成的社会主义信念发力冲击。

倘若立足新左翼的思想原则，运用马列主义和毛 泽 东的文艺思想认真的剖析，那么，三十年来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无论是八十年代的港台音乐、九十年代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娱乐，走到今天文艺的越来越个人主义、越来越金钱至上，这当然与市场经济相关，但又何尝不是资产阶级乃至整个剥削阶级政治的成功？西方颠覆势力的文化渗透只是外因，须知没有内鬼，是引不来外贼的。

享乐主义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人生观的共同特点。在享乐主义者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物质享受达到感官快乐为最大满足。资产阶级如此，封建地主阶级亦如此。我国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里就主张人生应纵欲享受，“墙屋台榭苑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应该“究其所欲，以俟于死”。他们认为除了纵欲之外，人生别无快乐。挥霍无度寻欢作乐成了一切剥削阶级的特征。西方颠覆势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开始活动，杜勒斯的“和演”演讲言犹在耳，中国文艺步入越来越低级、越来越商业化的歧途，根本来自中国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需要，来自他们的大力扶持和对红色文艺的打压，对于他们来说倒是不存在文艺歧途的。文艺为特色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当前文艺的主流。

因此，当我们面对今天这诸多文艺娱乐化现象，譬如乱力怪神的刀光剑影、穷奢极欲的艺人明星、色情暴力的行为艺术、扭曲、病态的审美趣味等等，这些严重危害普通群众的尊严，扭曲社会道德风尚、毒化并涣散人心的“文艺”时，还能说文艺与政治无关、文艺非意识形态么？可以肯定地说，文艺娱乐化实际上就是文艺资产阶级化。
（2013年1月20日 重庆）


韩非：
过度娱乐化带给我们的思考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但很多节目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只好无可奈何地放下遥控器，关掉电视，因为那些过度娱乐化的节目常常令人失望。近几十年来，由于受极右思潮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文艺作品越来越过度的娱乐化，甚至低俗化。那些戏说中国革命史，把崇高的革命历程用庸俗化的手段进行歪曲、丑化，那些把低俗的感官刺激当作人性化来放大描写的作品，等等，不一而足。最为登封造极的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低俗的东西甚至超过了地摊文学，就是这样的作品被评为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不理解这样的作品好在什么地方。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所作的颁奖词，为我们作了精准的解读：“《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可见，莫言的作品并不是像他所标榜的那样与政治无关。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文学艺术的作品，因为每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人是社会动物，他总是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处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里，他创作的作品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他所处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立场。

《宣传的艺术---对考夫林神父演讲的研究》一书中，总结出神父考夫林的几种宣传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污名法，即先把他不希望的东西给污名化，或者贴上一个不好的标签，使其首先被妖魔化，贬低他所不喜欢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抬高自己。这种宣传策略在我们现实的文艺作品中，俯首皆是。为什么我们曾经信仰过的理想，在现今社会语境中一说出来就会被周围的人讥讽、嘲笑？因为那些崇高的理想早已被右翼势力有意污名化了。

文艺作品常常会影响群体中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进而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方式。文艺作品过度的娱乐化，甚至低俗化，必然会呈现出一幅日渐干涸的精神荒漠化的景观，这只会导致人们头脑的去思想化。尤其对于青少年，很容易误导他们的价值观，使其过度沉迷于娱乐、色情、暴力。在过度娱乐化的影响下，30多年前那些社会主义的信仰、道德观念等等正在被逐渐地消解掉，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利益的狂热追逐和对私欲膨胀的放任自流。这会使人们不再信奉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不再相信勤劳能致富，诚实做人往往会被讥讽为傻，而挖空心思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妄图走捷径获取成功的行为，则被看做理所当然。长此以往，社会将危矣！！
（2013年1月22 成都）


张建华：
对当前文艺现象的一点思考

我个人理解，文艺现象，是指文艺是以什么来具体表述社会的发展趋势。除文学之外，艺术有空间的和时间的两种，如绘画和雕塑作品就是空间的形式，而音乐、舞蹈，就是一种时间性的表现形式。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文艺是通过特殊的形式，本着一定的思想，借助一定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愿、追求。它要表达的，是人们对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批评与赞扬。

文艺创作是需要土壤的。俗语说：“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严肃的文艺，总是密切联系它所赖以存在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具体的状况，来从事创作描绘的。他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民族的富有色彩和魅力的形象的反映。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物质财富，也反过来为这个民族和时代的发展进步服务。

中国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不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充满了各种矛盾，我们的文艺，应该以当前这些含义丰富的矛盾为契机，认真的总结思考，厘清我们广大人民所面临的各种，给人民鼓劲。但综观我们的文艺，是否作到了些呢？显然没有！我们的文艺越来越消极、颓废、无聊，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国家的发展进步、以及这个发展进步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人民的疾苦、常常被文艺家故意忽略，人民成了无足轻重的笑料。就因为这个，我想对中国当前的文艺，谈谈我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供大家思考、批评。



一、中国的文化现状是空前的虚假“繁荣”



目前的中国文化相当“繁荣”，无论是电影、电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耀人眼目，一派繁荣景象。打开电视，中央台的“非常6+1”、“星光大道”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各级电视台——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四川电视台的“超女”等等，真是异彩纷呈。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体，拥有极多的受众。它所播出的节目好与坏，同样影响着广大的观众。而它所传习的文化理念，对社会文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提倡文化要具有艺术性、思想性，要求文艺的思想内涵也必须是积极向上的，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正能量”的传播，而不是一味的“娱兴”性节目。当你在欣赏完一台晚会和节目后，除了轻松、娱乐外，留下的却是内心的无味和空洞，象杯白开水，没有一点我们提到的对社会的批评与赞扬，更没有一丝一毫引人思靠的东西，这样的文艺节目就不能称为文艺，只是一种“无厘头”的搞笑而已。对这样的节目，观众只会得到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不真实的“繁荣”，其实不过象“万花筒”，只给人一种虚假的浮光掠影而已。这样事实，已成为普遍的事实。

二、导致文艺虚假的原因

文艺要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负有增加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提升这个民族思想的责任，也肩负着引导人们前进的责任。文艺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弱小的标志，是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说，国家建设、发展上，我们必须要掌握两个武器，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文艺历来被划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我们的宣传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纵观今天的文艺，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体会，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是党中央在体制改革以来，虽强调经济工作，但也一再同时强调了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可惜，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做得不够。以至于个别地方放弃了抓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忽视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原则。

2， 放弃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依据。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居然有人对他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以至他不得不出来澄清一番。可见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文艺界多么混乱！

3， 改革形势下，一味追求GDP抓经济，很多媒体事实上被资本利用，甚至被资本家眷养，根本背叛了人民。

4， 错误地把“文艺为人民服务”当成唯一的指导思想，逐步边缘化、甚至根本无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宗旨。

5， 我不知道当前提出的“文化复兴”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出来。现在一提文化就是“国学”、一说历史就是“戏说”、一开电视就是“娱乐”。民众真实的生活被抛弃，文艺界严重丧失了自己的责任。

6， 各地媒体都被商业化，无数的传媒集团，不可能再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仅仅在考虑投资、赞助、广告。很容易被海外大资本渗透。

三、当前文艺的审美标准被“他国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博大精深，浩若云海。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等三大文化因素和而为一的历史沉积，它讲和谐、智慧、诚信、包容为核心价值。同时中华文明也吸纳、兼容了一些先进的西方哲学思想，如马列主义哲学，逐步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能为自身所用的、强有力的思想，即***思想，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而当前西方的文化，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工业革命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宗教在西方衰落的时候，传统的哲学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逐渐形成了以“丛林法则”为本质的思想体系，鼓吹强权政治。强权政治是建立在西方的所谓“人权、法制、民主”等技术层面上的政治思想体系。而这是一种智慧单一、可怕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是不会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到根本有利的作用的。

如今，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却偏偏把西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奉为神明，一切都以西方的文艺为标准，无论在电影、电视、歌曲、舞台演出甚至包括日常礼仪，都跟着西方跑。以至形成了一套低级媚俗、崇洋媚外的汉奸文艺思想。这无异值得我们加倍警惕。

西方的价值观，还有明显的殖民意识，只是，当前的西方殖民思想，往往蒙上了一套漂亮的外衣，就是他们鼓吹的“人权、民主、法制”，这个欺骗了许多人。30年来，我们看到的西方电影里那些个人英雄，往往在这个漂亮口号下，贩卖的是西方殖民者的狂傲。亚洲人和非洲人，在他们眼里，往往是委琐、残暴、可笑的。他们肆意地凌辱这些地方的人民，但我们往往还为此津津乐道。在这个欺骗的幌子之下的中国文艺界，竟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迹象产生。在一些描绘非洲旅途生活的小说里，作者就把非洲完全当成一个人、兽不分的原始社会，以此来证实我们这个早已是共 产 党 领导的现代文明国家还似乎停留在大清“老大帝国”的迷梦里。这种扭曲不实的审美趣味如何泛滥至此，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当前中国的许多优秀电影、小说等，在国际上获奖。可我们老百姓就非常容易看出一个评论界往往回避的事实，为什么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刻意反映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的东西？难道中国没有值得赞赏和肯定的方面吗？那些大奖，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些作品，难道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没必要去认真思考吗？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作家、艺术家非要去迎合这些显然对中华民族——尤其是***领导的新中国充满歧视甚至仇视的西方大奖？

中国近年热烈推出的贺岁电影，都是以经济价值为追求的目标，它们的成功，仅仅是票房的成功，而绝无可能成为在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宗旨下的追求社会效益的成功。说穿了，当今文艺的作用，无论它有多么漂亮的口号，都不过在愚民而已。

（2013-1-20 成都）


（讨论发言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