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云山：有这样一位毛派朋友

按：下面的文章转载自天涯论坛。文章记述了一些袁庾华等人的私事。我以为，介绍我们知道的左翼人物、甚至左翼关心的人物，也是左翼文艺的一个当然责任，所以且不管作者观点如何，先介绍给大家看看。我们成都确有人对袁有许多负评价，这些，我觉得无须在意。

有这样一个毛派朋友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认同老Y的历史观，却没有人不尊重老Y。这也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和老Y争论过文革和毛，也没有被他所说服，但却都一无例外地接受了老Y，尊重着老Y。
　　最终，我发现我们除了部分历史观不同外，分享着很多共同的看法。为什么先要去算历史帐呢？为什么不能延迟算历史帐呢？



　　初识老Y



　　那时候，越秀酒家还在金水路和经三路丁字路口的西北方。金水路酒店林立，靠近政府机关，被当地人称为“***一条街”；越秀酒家则因内设“三联书店”，定期举办“越秀讲坛”，还时不时请来西洋乐队演出而名声大噪。尤其是“越秀讲坛”，请来的多是学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影响已经超出郑州。不过我闭目塞听，思想怠惰，接到的信息少，去得更少，在郑州的那些年，频繁的“越秀讲坛”总共不过参加了三两回。那次是李锐来讲，妻子想去，我也出于对老人的敬重（1986年曾听过他一次讲座），就去了。

　　那次讲座，后来网上说，提问阶段火药味十足，场面极为紧张，但我在现场却没有这种突出感觉，好像是有人质疑李锐，李锐也答了，是不是主持人担心李锐受窘，只让提一两个问题就匆匆结束，实在是印象不深。但这次讲座中“李锐被围攻”的印象，却在此后不断被强化，那是从现实到网上的不断被言说而强化的。事实上，从走出越秀酒家的那一刻，这种强化就开始了——我身边是一位矮个中年人，一脸平凡，一身也平凡，还踏着一双拖鞋（是原始记忆？还是后来的印象叠加的？），愤怒地申斥李锐，说他篡改历史，祸国殃民，庐山会议的真相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我对这种言论大为惊讶，忙予请教，得到的结论更加让人莫名惊诧，原来毛主席在庐山收拾彭德怀不是因为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而是彭里通外国，意欲政变。

　　到这会儿了，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位矮个中年人。好像一起从越秀出来结伴而走的一群人，现在只剩下了他和我，以及我妻子三人了。尽管他知道与我分歧严重，但还是怀抱热情和友好，在该转道分手时，他突然问道：“你们不去参加？”我问参加什么，他惊讶道：“小明没给你说？沙龙呀！”小明倒是真的和我说过，不过不是刚才，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看我还在迟疑，他就不由分说地拉我拐向另一条街，不久也就到了宏川女士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宏川女士，而这位一路滔滔不绝、又把我们带进宏川女士家的矮个中年人就是老Y。

　　其实，老Y比我大去了十四五岁，我那时已是中年，他应该算是初级老年人了。直到今天，他年龄上已属货真价实的老年，但给人的感觉，却仍然是中年人，甚至年轻人。他的火一样的心肠，他的***四溢，他的单纯而又不失敏锐，他的不拘小节的坦诚，似乎每到一处，都能点燃周围熄灭了的“心灵火焰”，把人带出平凡世界的细枝末节，带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和争论中。难怪在他走南闯北的这十数年间，（据说）不断有女学生向他示爱，也总有不关心他所谈问题的人对他印象深刻。

　　我们认识没几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要到我家里来。那次是真正地认识他，而不是此前只有观念上的碰撞。他的故事是传奇的，文革中曾三次入狱，文革后又被判长刑。他本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在《光明日报》的《海瑞罢官》讨论中发了个豆腐块，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了大字报，说是为吴晗翻案。那时，还没到“踢开党委闹革命”时光，他又因写大字报反对厂领导操纵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和群众戴高帽，也被戴了高帽子示众。到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后，他组织了厂里第一个“群众组织”，接着参加了河南七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有几天还当上了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这就是他后来曾戏称的“做了七天司寇”，但他自己说，他是因为“权力的负担”，主动挂印而去的。当然，这次“夺权”也没像上海“一月风暴”那样得到老人家或中央文革的认可，渐渐就做“鸟兽散”了。不久就是“二月黑风”，Y和不少参与者也被捕入狱。据他后来写回忆文章介绍，他们这次“夺权”中释放了很多在押犯，把监狱几乎腾空，结果，等到他们被抓入狱时，狱警正好嘲笑他们“原来是为自己腾地方”。

　　文革初期那两三年，中国大地真是处处充满神奇与诡秘，你做了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与错；即使你知道自己做的对与错，也不知道做对了会有什么下场，做错了又会有什么结果。似乎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一切，那就是老人家，因而老人家似乎处于冥冥之中，主宰着一切，支配这一切，令我等凡人无不神往与崇敬。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但已知道什么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长大了去北京见毛主席。当有孩子说，他去北京时要带上他那枚最大的毛主席像章时，我着实委屈了一阵子，因为我虽也有几十枚毛主席像章，却没有一枚比他那小碗口般的像章大。老Y当然绝不会这么幼稚，据说他在狱中也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中国的神奇与诡秘也在这里，一两个月后，他和他的战友便被释放了，而且可以继续从事他们认为正确的革命。老Y的组织就是他参与筹备的“二七公社”。

　　对于我之上两、三代河南人来说，“二七公社”不可谓名号不大，再有就是同为造反派的“八二四”和保守的对立派“河造总”。前两个造反组织曾诞生过威名四方的人物，如国棉六厂的申茂功，铁路上的唐岐山（这两人后来都做了中央委员），郑州大学的党言川，开封师院（现河南大学）的陈红兵。后者曾有一天来到我幼年生活的豫东小城，立刻，满大街都在传“陈红兵来了”，那情形只有待我上了大学读史料时，才在武昌起义的街头上见识过——当时“黄兴来了”也是满大街盛传。后来我向老Y提到这个细节，他告诉我说：“陈红兵就在你这儿附近住，想不想见他？”而我则早已兴趣淡然：“等以后有机会吧！”

　　我曾经感到奇怪，既然老Y有那么一种永不停息的革命劲头儿，而且出道又早，我此前怎么从未听说他的大名？而“二七公社”胜利后，他这个最早最坚定最有政治头脑的造反派领袖，也未能走向地方高层。他担任的是他所在工厂的“一把手”，而且很快就出事了——1968年秋，他在“反多中心”时被打成极左代表投入监狱；一两年后出狱回厂做工人，可半年后又因“泄露机密”而被捕，直到“九一三”林彪出逃后才被释放。

　　据说释放后，当时一位已经进京却仍兼地方官职、被毛主席称为“我的老朋友”的大员在全省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他，说他在狱中没出卖任何人，他也因此被树为河南反林彪死党的英雄。但并未委任他官职，只是让他回厂做了革委会常委。老Y后来常说他不喜欢官场，官场也不喜欢他，他在精神上更接近托洛斯基。但他又说，他虽然只是革委会常委，但由于在社会上影响大，说话有分量，又能为厂里各派人物所接受，所以经常充任事实上的决策者角色。“我打破了派性，主动团结老干部、技术人员，更依靠工人，厂里的生产形势热气腾腾”——类似的内容我不知听过多少遍。

　　但老Y也有被朋友们指正为“不正确”的时刻，那就是1976年4月郑州的“清明节事件”，老Y组织厂里的工人开着卡车去二七广场收缴悼念周总理的花圈，结果引起了冲突，还死了人。每当谈起这类事的时候，也就是老Y与朋友们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从不认为“四五运动”是民主运动，他的定性是“贵族子女造反”。于是便有老友很不满：“你不是认为人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么？人家送个花圈，你干嘛去收啊？”



　　“要团结，不要分裂”



　　这些与他有分歧的老友，也都是沙龙里与他年龄相近的朋友。在我进入沙龙前，他们早与老Y争够了、吵够了，所以当我有时候忍不住要跟老Y争论时，宏川大姐就总是拿眼神阻止我。

　　这个沙龙就是老Y和老S发起的。老S是位***，本来可以凭势发大财或做大官的，但他却在30岁时决意走一条为中国探未来的路，后来干脆辞去教职，专事“探未来”之职。他长得瘦削，高大，一脸英气，讲话口若悬河。总有人说他有点权威人格，但我们认识之后，却一直相处融洽。老S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组织读书社，1990年代中期认识了出狱几年、正在一家木材公司任经理的老Y，俩人一拍即合，大有马克思相遇恩格斯的味道。沙龙就是此刻办起来的，据说很有一段鼎盛期，不过我进入时，那鼎盛期已经过去了。

　　沙龙的参加者有一半是50后，看得出他们是沙龙的中坚；其余是60后70后，不过好像多半是流动的，每次去都能看到新面孔，又消失了若干旧面孔。标准的民间：工人、职员、小企业老板、民间学者，还有几位教师、编辑和研究所研究员，有时也会有一两位郊区农民律师，用老郎的话说可谓“三教九流”。话题多是时事，有时候也是思想文化，还有专题讲座。只要是讨论，就经常吵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请其中冷静的人临时做主持，掌握发言秩序和时间。于是便常看到这样的景观，一个人发言还没完，一群手就已经举了起来。

　　我也做过一期讲座，是讲东欧一位作家的，但我生性怠惰，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参加沙龙便有一搭没一搭了。小明是位心理咨询专家，也是沙龙最早的参加者之一，他的观感是，这种民间沙龙与其说是在交流思想，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场所，用以缓解一群独特的人与周围庸常世界格格不入所带来的隐秘焦虑，是一种心理的和道德的呼吸空间。

　　沙龙另外一个特点是，经常请南来北往的各路学者“莅临”，有时竟是专程邀请，当然，费用肯定是人家自己出的。我印象中或我听说，国内思想界各派大、中、小佬不少都来过，有的甚至是隐居闹市、从不登台面、拥有身份和资源的 “高手”。我也顺便介绍过一两位。这种不断与外界的接触，也是沙龙即使是在最衰落的时刻，仍能聚集人气的原因之一。

　　那时自由派和“新左派”刚刚交上火，于是沙龙便经常请一些外地“新左派”朋友来讲座交流，有的还是三番两次的来。他们的“奇谈怪论”给沙龙带来了冲击，却没有带来信徒，可见这个沙龙尽管有老Y在，却基本上是自由派。但女性们常常能给予更多的同情，记得有一次又是一位“新左派”来，在侃侃而谈之后，只听小静（其实也是位50后大姐）声音不大地问了：“你们干嘛不能取长补短，非要搞得那么对立？”类似的疑问我也有过，还写过一篇网文。从普通人的常识看，既然都在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就不会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但事实上恰恰是视对方为最大敌人。这就只能从常识之外去找原因了。

　　“新左派”常出入沙龙自然是和老Y有关的。那时他已上京下卫，活跃于江湖，和各地台面上、台面下的“新左派”、毛左派都接上了头，也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满足。奇怪的是——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他也与各地自由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少自由派大佬出入沙龙，也是他邀请和安排的。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是某某对他怎么说，另某某又对他怎么说，还有某某送他保健用品，劝他多注意身体别太苦自己。我那时对“新左派”在提出一种新历史观后不能适可而止，而是生生走向一条不归路正“深恶痛绝”，于是便接过话茬半夸半揶揄道：可见你那些左派朋友都是假左派，哪像你这么出于公心？

　　不知为什么，我一和老Y说话就免不了含讽带讥，后来才发现，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一种奇怪的语言现象，即面A实B，字面义和字下义差距很远，很正经很褒义的意思也总是通过很玩笑很贬义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比如我说“我们这位真左派”时，听起来很嘲讽，但却是我心里最真实的认定。老Y的确是真正的不加引号的左派，价值观、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等，无不是我早期所受教育中所要求的那种。我曾称那种教育为“奴化社会主义”教育，如今“奴化”还回去了，“社会主义”却留了下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老Y倒是有点惺惺相惜。当然，我和他远不能相比，他比我纯粹得多。

　　比如你请他吃饭（他从不请人吃饭），管饱就行，想多加两个菜是肯定要被制止的。这是从他第一次去我家时就领教过的，此后屡试不爽。他对钱几乎没概念，十多年前公司倒闭后，他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费（后来增加到600元），这个收入吃饱还勉强，但南来北往地到处跑就肯定不能指望了。有人说他有资助，他听了很生气，说：是有大款老朋友要资助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绝不接受任何人的钱。有次我们在外地碰到，临别时我掏出几百元钱塞给他：“路费，路费……”他生拉硬拽地又塞回给了我。几年后我移居他地，再次见到他时，类似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老Y靠什么生活？”至今仍是朋友们心中的谜，我的解释倒可能符合逻辑：假如我当初不是塞给他现金，而是塞给他一张车票，他大概就没有理由不接受了。

　　我相信只要老Y愿意，他是能够发财的。他文革时的不少战友，后来虽然在政治上失掉了出路，却在经济上迈出了阔步，有的成了亿万富翁。好像也听他提过，在他出狱后及随后的若干年里，都有老朋友愿意帮助他经商，但他都谢绝了。他是一个注定要把自己献给理想的人，一如老S注定要把自己献给“为中国探未来”一样。这个理想固然是以某种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却有它更深邃的内在精神，这需要和他有很多接触才能深切感知。有一次，我介绍一个亲戚去一家公司，专门宴请小明的哥哥，席间偶然提起了老Y，小明的哥哥很惊喜。在得到证实就是文革时他们组织里的那个老Y时，这位老兄很想见一见，并表示自己的公司愿意全部用老Y公司的木材。老Y很快被小明电话召来，那一晚，两个老战友话说当年，我和小明体味当年，我那位亲戚则由于年轻，专事技术，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一直沉默着。可半年后，他打来电话，说老Y通知他参加个什么活动，问不去会不会影响我和老Y的关系。我哭笑不得，当然主要笑老Y。一位年轻朋友曾评价说：“老Y没有一点差别感和身份意识。”的确，不管是老少、智愚、贫富、高低，他对人全是一个态度，有时近乎到了“非常识”的地步。

　　这也是沙龙里的一个奇怪现象：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认同老Y的历史观，却没有人不尊重老Y。这也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和老Y争论过文革和毛，也没有被他所说服，但却都一无例外地接受了老Y，尊重着老Y。老Y也在大大小小有关文革和毛的争吵中，练就一副刀枪不入、炉火纯青的应对挑战的本领。这也就生产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老Y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新左派亲近他的历史观，自由派分享他的现实感，至于在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草根毛派中，他更是一个大受欢迎的人物。他有时的确有点“痴”，但也几乎从未偏离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感。小静式的感叹，大概也是他的一个心结，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果然，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和老S、宏川女士等组织了一次北戴河之旅（富有意味的是，他们一概称之为“北戴河会议”），邀请思想界各派人物参加，以便面对分歧，达成共识。但由于受邀者有的答应了，却因故没来，来的人又像流水席，坐在一起争论、交换，并形成基本共识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也许在那时，老Y的“二三四”共识方案就已经胸有成竹。



　　其实，这也是一个“族群”



　　由于老Y的关系，我近年来也认识了不少毛派朋友。有次回郑州，发现沙龙里已经不再是（除老Y外的）清一色自由派了，年轻的毛派朋友也加入其中。他们自己还有一个“进步青年读书小组”，我曾陪一位外地来宾访问过这个读书会，那次来了十多个人，多是80后，最小的是大三学生，最大的不过40岁；一色的大学毕业，还有70后博士。那位最年长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在零八年时还是铁杆自由派，崇尚吴敬琏、朱学勤等，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转到了毛派立场。他们认为，能解释当前中国形势和问题的，惟有毛主义。

　　我自己也因老Y要求，组织过一两次青年朋友与老Y的对话会。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当然不是在老Y和自由派青年朋友之间，而是在他们和老Y带来的青年毛派朋友之间，反而我和他倒成了和事佬。看得出来，双方年轻人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容质疑的真理……当然，一些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多少起着作用，比如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姿态。那晚大概给所有年轻与会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对我临时凑集来的青年朋友——严格说来，除个别的外，他们还算不上什么“派”，因为他们大多对当代思想争论所知甚少，只是凭借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有感而发。当然，这种历史认知也可以用其中一位毛派朋友的话说，是被1978年后的三种意识形态塑造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崇尚西方的意识形态，还有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忘掉了）。

　　这次激烈争吵之后，毛派朋友如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在我凑集来的年轻朋友中，却是议论纷纷。一位年长、成熟一些的朋友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试图概括出他们的一些共同发特征：1.都有精神方面的强烈追求，而不太追求物欲。2.因为这样，至少在价值观上，更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会与日常环境格格不入，因而较难获得现实中的身份认同感（此系猜测）。3.转而求诸于外，碰巧由于来自早年的家庭影响（如XX），或由于在原意识形态教育架构内抛却了一些又继承了一些而正好衔接上毛思想，又加上他们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和现实介入意识，便移情到‘处处替百姓说话’的毛思想和充满大民主光彩的文革（这大约可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走向基督教、佛教或各种气功）。4.毛左派的思想和历史论述，尤其是毛语言中那种神奇的粘合作用，既简明解释了现实（D搞改革为富人，很罪恶）和历史（毛心系百姓，令人感动），又能使人产生一种现实中没有的庄严感，如果在网上、进而在现实中找到了同道（这在如今太容易了），便又产生了一种相互连接的宗教般的归属感；这种庄严感和归属感，使他们超拔出日常生活的平凡和微不足道，有一种被擢升的幻觉（如ZZ上来就以一种指导者的身份谈话，如XX一副众人皆醉[被魔鬼引诱]我独醒的神情）和扩张的快感。5.为了维持这种幻觉和快感，他们便形成了自我保护性的封闭，这种封闭不是因为接触不到知识，而恰恰是因为知识太多，太具有动摇性和解构性，因而只是有选择地汲取、积累、巩固同一种知识（这在XX身上最为明显），也学会了自我辩护的通用技巧（而技巧掌握的高低、圆熟与否，决定其自我开放的程度，其中以老Y为最）。6.他们自我开放的程度，更和他们获得非同类人的认可程度成正比（比如，我对ZZ的几次善意的回应，就使他愿意听我谈自己的想法；至于老Y，由于左中右派中获得的认可非常充分，因而其开放程度也非同常人）。”

　　这位朋友后来又写信来，说：“这次与草根毛派的接触及由此获得的信息，让我真切感到毛派……发展会很快，规模会很大，因为现实中没有一种思想或宗教信仰会满足有这些愿望的人：1.在欲望横流的社会中和卑微、平凡位置上的极强的精神追求，以及基于其精神追求的归属感和自我想象（经常以‘国家’或更高理想为显现符号）；2.强烈的社会正义感；3.极欲改变社会现实的强烈介入意识和英雄主义情结。此外，毛派似乎也得到了远大于自由主义的历史生长条件。”

　　然而，我在与青年毛派的对话中并非只得到负面的印象，我清晰地听到其中一位毛派朋友说：“我们怀念毛时代，并不是要回到毛时代……”可惜，在由严重历史观分歧所刺激起的神经兴奋（痛苦、愤怒……）中，这样的话大概是不会被听进去的。

　　其实，不止是年轻人，一些和我同龄的自由派朋友，在接触毛派观点时，首先在意的也是他们的历史观，并因之而不愿意再考察其他。有一回，一位读了老Y访谈的知识界朋友，惊讶地喊道：“啊！这就是老Y？”接着伤心地说道：“早就听你说过这个人，知道他有很多粉丝，到处去演讲，但没有读过他的东西，所以连感性认识都谈不上。这回算是见识了，也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不寒而栗’！原来文字真的有让人呕吐的功效，读他对毛的赞美，会以为没有和他同时在中国生活过。”

　　我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好说：“我和你的唯一区别就是，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听够了也吵够了，你才刚刚读到他的话。”“你就当他们是一个族群吧，已经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如何与他们共处在同一个中国的问题。”“我后来能够心平气和，只做了一个转变，就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当毛是他们的上帝，文革是他们的传奇故事好了……”

　　我知道我的话不会起什么作用，这是一种真正的伤害。但我也很想让她知道，其实还有另一种伤害：我那次回郑州时，还见了几位老毛派，几乎都是60岁以上，有前公社书记，有工人，还有自愿回乡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曾一一询问他们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个人感受，结果无一不是“创伤性”经验：前公社书记被撤职查办，自愿回乡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下子从辉煌跌入深渊，工人虽未被涉及，但却长期过着一种有口不能说的被压抑的生活……更不用说老Y。这是一群被称为文革“残渣余孽”的人，饱受了世间的歧视和屈辱。这也是一种从未被记录的历史——“历史永远由胜利者书写”不止出现在罪恶的年代，也出现在被普遍认为掀翻罪恶的年代。当然，这种伤害之前，还有着更大的伤害——上至共和国元首、将军元帅，下至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更别提“地富反坏右”这些贱民了。当然，在这更大的伤害之前，还有或大或小的各种伤害。总之，伤害连着伤害，伤害和伤害对立，伤害发生于从不大白于天下之时……

　　老Y多次说过，他去各地左派朋友家里，看到他们书架上，包括自由派的什么样的书都有；但去自由派朋友家里，却看不到左派学者的书。他的意思是说，自由派朋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与左派的隔膜。前不久，一位认识老Y的自由派朋友还在说：老Y过着一种未经反省的生活，但现实处境的逼仄倒退，使得他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重新获得意义。这位朋友的写作一直为我所重视，可他的这段话，我却只能同意一半，因为老Y的“东西”已经不是“原封不动”了，他的反思当然不够（可谁又够呢），但并非没反思，因为他早已有一种奇怪的处理，即把文革和毛都自由主义化，解释成一种为了自由、公正、民主、人权的历史努力。我们可以视之为荒谬，但却不能不从生存论上予以理解，一种历史所遗留的生存论处境。这处境可能你我都没有，但老Y有，很多老毛派有。它就像一颗正常的生命种子，却被压在岩石之下，从生长的那一刻起就左突右冲，曲里拐弯，难合“挺拔”之姿，却自成生命体系，也是一片生态。你可以说它“残”，但难保在它眼里，我们就“不残”。在充满悖谬的中国现代史处境中，谁又不是伤痕累累？

　　我和老Y相识十多年，也吵了十多年，他始终视我为“右派”，我也经常嘲弄他的偶像。但说句老实话，这非但没有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反而使两人感情日深；更重要的是，他对我思想上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这倒不是他转变了我的历史观——那是永远不可能的，而是我学会了以他为方法，去打开我从未意识到的思维盲区，去认识生涩的异质性的事物。最终，我发现我们除了部分历史观不同外，已分享着很多共同的看法。为什么先要去算历史帐呢？为什么不能延迟算历史帐呢？有一回，当着他和他的年轻毛派朋友的面，我制止了我的年轻朋友们的激动：“我们先不清算历史好吗？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历史观好吗？在这难得的对话机会里，我们还是交流对现实的看法；至于历史，让我们回去再各自表述不好吗？”言毕，就见老Y附耳：“我发现你变了。”“变好变坏了？”“变得不那么右了！”我嘿然。

　　这个世界只有心影，哪有左右？



　　作 者：躬云山，60年代人，学者，大学教授，现居广东。



　　

文中几位主要角色的真实姓名是:老Y是袁庾华、老S是邵晟东、宏川女士是王宏川，三人是郑州思想沙龙的主要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