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剑雄：用恶搞的闹腾，重新阐释工人阶级

由 **Admin** 周四三月 21, 2013 9:59 pm

倪剑雄：用恶搞的闹腾，重新阐释工人阶级
　　——《钢的琴》观后随感

　　
　　《钢的琴》是一部充满抒情性浪漫想象的优秀作品。这样的电影要仔细看。它的寓意往往隐藏在丰富的细节下面。
　　比如，整个影片为什么插入了很多世界名曲、尤其是苏联歌曲？我认为这是导演借以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深深缅怀。再比如，开场那段陈桂林和即将离婚的妻子的对话，仔细揣摩，也颇有深义。还有在他们小乐队演奏那段“三套车”给“母亲”送葬的镜头，场景选择，显然就是在为中国工人的“母亲”——国营大工厂——送葬。但陈桂林他们演奏“三套车”，人家嫌太悲伤了，他们马上选“走得快的”。至于走那么快去哪儿，回答是“管她去哪儿！”这不恰好在暗示当年工人政治觉悟低下，自己对自己命运的无力和麻木吗？又比如关于淑娴是不是“二”那段议论。一个不“二”的女工会跟一帮男人去偷东西吗？
　　但这还不仅是在暴露工人群体的苦涩一面，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在暗中强调工人阶级的价值观所以独特、先进是有这样的基础性依据的。在精英观念主宰、以个人竞争为主导的当代世界，要承认工人的“二”，不仅不道德、更不“政治”。因为要接受这个事实，得给工人提供一个非精英主义的认识基础。但只是这个，在本影片里没法展开。
　　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跟私有制度下形成的传统价值观根本不同的！世界是劳动创造的，所有劳动者平等，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工人阶级的勤劳、智慧和宽厚的精神境界，对我们本来不陌生，只是在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时代，它就象雷锋的“傻子精神”一样被彻底边缘化了。没有这个基础认识，我们看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扭曲的。
　　
　　《钢的琴》让我们重新看到真实的工人阶级。
　　他们是改天换地的英雄，还是愚昧低级的小民，这是今天尤其需要我们重新认真分析和思考的问题。劳动者阶层的人数众多，构成复杂。里面既有那些品行粗糙，甚至有偷窃、撒谎，打架、耍赖皮等等不良习气的人；也有勤奋顽强，品质优异，富有才干的人。这些跟他们的生活处境和来历——也就是阶级属性有先天的关系。那些底层劳动者的落后性，既来自中国过去贫穷落后的历史，也来自底层劳动者自身“赤裸”的生活。他们往往无人呵护、无物掩蔽，没有退路。这些，既造成了他们讲究实际的粗悍个性，也赋予了他们傲视一切的豪气。由于这样的个性特征，让他们展示出来的浪漫想象往往富有闹的色彩。“闹”是很有意味的一个词，简单说，它强健饱满、充满活力、具有巨大的覆盖力和包容性，但同时也有粗砺的一面，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甚至有那么一点破坏性。但根本上，这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导演用了很多“恶搞”的手法，充分展示了这些魅力无穷“闹”。
　　影片里有三组浪漫镜头，对这个工人阶级的精神特征展示得特别富有色彩。
　　
　　一是，当陈桂林的孩子提出“谁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后，绝望的他约请几个同事喝酒，还硬说：“能喝多少酒就能干多大事。咱们今天喝完了以后呢，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而这个“大事业”，竟是当晚大家一起去学校偷钢琴。在去学校途中的载货车上，几个人唱的那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典型“闹腾”，几乎在恶搞。假如我们认真想想那耐人寻味的歌词，就不免会这样去联想，并由此得到更深的感悟。这首歌是徐小凤的“心恋”：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
　　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
　　怎奈他的身旁有个她
　　这个歌，本是表达小资“偷情”的欲念和挫败，导演却将其恶搞到“偷琴”这个戏里来“闹腾”一番，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当中包含的苦涩掩盖掉，同时也让观众自己去想，这些到底是为什么。
　　私有制才是一切“偷”的前提，它没有那么关乎正义，而只关乎私有制下的“公序良俗”——这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法制基础。但这个禁止“偷”的时代，又同时把另一部分人逼向不得不偷的境地。因此私有制的丑恶才是根本性的。正是由于有这个私有制尚且存在的时代的根本丑恶，那些被逼迫的劳动者们，才有理由起来“闹”、起来闹腾，它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傲气，是深含这种思想的超越性的。
　　在这帮一无所有的穷哥们偷琴被发现以后，“主犯”陈桂林跟大家一起赶紧逃跑。但到了墙根下，他忽然不逃了，而转身走回去。这是导演硬插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是纯粹抒情性的想象，想象陈桂林孤身一人坐在大雪纷飞的黑夜纵情弹奏贝多芬那首优美的“致爱丽丝”。那动人的旋律从另一个角度抒发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向往和他们内心的温柔缠绵，同时也衬托出现实当中工人的悲苦就绝望。这就揭示了底层劳动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立体感。贝多芬也是个饱受苦难的穷人。两者在这里，共同阐释了一种关于苦难和高尚之间的深刻逻辑。
　　
　　二一组镜头是，有痞子习气的“胖头”女儿，在跟婚前被其“昏”出孩子的那个臭小子安昌业结婚的场景，也很恶搞、很闹腾：一个华丽的大排场婚礼，被安排在那补丁重叠、锈迹斑斑的破烂工厂里举行；一对盛装的新人在庄严隆重的“结婚进行曲”伴奏下，沿着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上凌乱不堪的停产车间楼台，给人的感觉是苦涩甚至变味的，它包含很深的嘲弄。但联系实际来考察，这可以被理解为是通过严酷的自嘲，在鞭挞这个工人阶级被出卖、戏弄的时代。
　　工人阶级困苦和折腾是不是可以自嘲的理由？不是。他们蒙受的苦难和基于反抗以及情绪宣泄导致的荒诞，更直接来自“特色社会主义”——实质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制造“钢的琴”那一组工人中，只有汪工是无“前科”的。这个无情的设置确实耐人寻味。
　　“胖头”、王抗美、淑娴、姐夫等，都参与过偷钢琴；“快手”在厂子还没“黄”的时候，就因为擅自配财务室钥匙行窃，被关过大牢；季哥还替人销赃……这些违法行为，难道有什么不真实吗？但它到底是在嘲弄工人自己还是在嘲弄我们的法制？却牵涉到更加深入具体的问题。一个电影是没有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的。
　　但如果我们愿意去深入思考，就必然触及中国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左翼有不少人对中国法制建设有强烈置疑。这还不仅仅基于当前我们“已经基本完备”的法律的执行层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还体现在对更加重视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法制思想的歪曲、污蔑和故意抛弃上。现在甚至有很多无知的人，根本否认毛泽东有自己的法制思想。有关大学的教材，往往也对当年提出的具体司法措施等等故意回避。这是严重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和承载历史的工农劳动者实际存在的差异导致的偏执。
　　在这样被彻底抛弃其精神依托而又满怀情绪的普通劳动者面对法制这个铁墙时，一个肯定工人的导演可以作的，只能是替工人闹腾。至于观众能不能从这个闹腾开始，重新去理解工人阶级的整体和个别、光荣和缺点，就只好各看机缘了。
　　
　　最后一组“恶搞”出来的浪漫想象，则颇值得猜想。说导演也有故意闹腾的依据，在这里或有更加充分的体现。
　　在有技术的季哥因为“销赃”被民警带走以后，本来陈桂林完全绝望，彻底放弃了争取留下孩子的念头，不再制造钢琴了。但淑娴这时又回到他的身边。爱情回来了，也许会给陈桂林带来某种鼓舞。但仅靠这个，似乎不足以让他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制造他的琴。这个情节安排，确实比较生硬。以至，我们有的人甚至怀疑，后面的组装钢琴的戏，完全是浪漫想象的结果，是一首歌曲最后的“啦啦啦”。而那个“啦啦啦”，啦得多么富有色彩、多么丰满、多么感人，是一组激昂的芭蕾舞者，乘着高亢欢快的《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盛装出场，在被熏得黑忽忽、垃圾遍地、凌乱不堪的被废弃的车间纵情曼舞！
　　这一段，在我看来，就算是强撑出来的幻想，也着实叫人感动不已！它是把这帮一时落难，但仍然保持着顽强自信的劳动者满怀的激情作出的具体展现，也无疑是导演对普通劳动者的顽强信念和无穷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因为肯定，所以就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这么才情四溢的闹腾。因为闹腾才配叫做“钢的琴”。而假如把这个“钢的琴”理解为工人阶级的“会发声的机器”，那么坚持闹腾起来，它就会闹腾成为歌手。
　　——这在今天，一定是最好的歌手。
　　（2013年3月21日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