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歌——第十一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会文集之二

韩万斋：红歌赞

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国旗的底色或图案中，使用红色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个。
为什么？
因为：
血，是红色的。
由于同构联觉的作用，人与“红”的自然共鸣是最直接、最迅速的；人与“红”的情感联系和向往追求也是必然的：
太阳，也是红色的。
每天早晨，人们期盼的是东方红日的升起；
每天傍晚，人们迷恋的是绚丽红霞的烂漫。
红，是健康与生命的象征；
红，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
红，总是与热情、热爱、热烈、热忱联系在一起；
红，总是与热切、热望、热心肠……联系在一起。
红，还常常和善与正义联系在一起；
红，还常常和“革命”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会去进行繁琐的考证：画家们的作品的着色是否符合历史或传说的“事实”，反正人们从历代画家们的作品中所获得的“信息”是：专门镇邪吃鬼的钟馗身着的衣服是红色的、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的袈裟是红色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所穿的长袍也是红色的；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泰弥斯的法袍是红色的、巴黎公社的义旗是红色的、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的军旗还是红色的……
身心健康的人，都喜欢红色；
身心健康的人，都喜欢红歌。
为什么？
因为：
红歌，在漫漫长夜的黑暗中，如一颗颗闪烁的星星，带给人们以光明的希望；
红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如一杆杆猎猎的战旗，带给人们以奋进的力量！
红，是一腔热血；
红，是一团火！
无论是颂歌、赞歌，还是战歌、军歌；无论是生活歌、劳动歌，还是行业歌、
校园歌；无论是歌唱亲情、爱情、友情，还是歌唱人文、历史、大自然……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善良、真诚、热情！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勤劳、奋发、***！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正气、骨气、志气！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修身、齐家、爱国！
——这也是我们红色歌曲创作者们所力争达到的目标。

“过刚则直，过柔则糜”——当我们国家的音乐生活饱经了过刚与过柔的直与糜的各种摧残之后，应当还“红歌”以正确含义了。

多唱红歌，益于健康；
多唱红歌，益于砺志！
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怎会有现在和未来？
莫听信那些企图割断我们的青少年与优良传统、革命精神之间的血肉联系的“代沟论”的阴毒鬼话！
理直气壮地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青少年把红歌唱得更响亮，传得更久远！
（于“校园春天” 镇邪楼）


宪徽：谈谈劳动者的音乐及其它

什么是音乐？如果有人这样问你，那你会以怎样的答案回应他呢？在一般人的意识中，音乐可以用来哼唱和可以聆听，在路上，课堂上，家里，汽车上，电视上等，无时无刻都可以听到音乐。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你对音乐的看法。
音乐对人精神和心理的影响主要有生理及心理（或精神）二个层面。在生理层面部份，音乐能刺激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而其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体的心跳、呼吸速率、神经传导、血压和内分泌，好比社会系统里的经济基础。在心理（精神）层次部份，音乐会引起主管人类情绪和感觉的大脑之自主反应，而使得情绪发生改变，而这种影响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与生理层面相对应，姑且把它称为上层建筑好了。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后三十年两个不同时代里的音乐差异，这种差异是很大的，这里主要就对劳动者的音乐简单例举评析一下。
新中国的艺术舞台，在逐渐为工农兵所占领的情况下，1964年至1976年作为我国文艺界的一个特殊时期，在***的影响下，我国的音乐创作承无产阶级优秀文艺之雨露，开民族风格多姿多彩之先河，文艺无产阶级化的成就十分巨大。这个期间曾涌现出大量的歌曲，长期以来，由于路线斗争的需要，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有些优秀作品因此逐渐失去其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可作一叹。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勤劳勇敢、无私贡献着血泪汗的劳动人民几乎觉得从此就能够完全把握住了自身的命运，那个时期的歌曲、器乐曲，就是这段让人振奋又让人哀伤的往事之再现。那里面凝聚有人民的思绪，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一切一切。
唱歌是要有心情的，集体的环境容易有歌声，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时候有歌声，和和谐谐的时候有歌声，那时的歌曲让人们奋发努力、昂扬向上。当联产承包以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忙忙碌碌在自己的责任田的时候，村子里就消失了歌声。
那时候的歌曲数量也许没有现在多，但质量肯定不比现在差，所以很多歌现在都还有人传唱。那些歌，鼓舞了全国人，鼓舞了一代代人，象美酒，愈久愈香。记得有一次集体外出旅游，分队拉歌是解除长途跋涉中疲劳的好方法。我们一车人，坐在前面的是50后、60后，年轻人都坐在后面。前后两部分人对阵。不多一会，年轻人就败下阵来，原因在于流行歌曲不适合齐唱合唱，而且流行过了也就被人忘了，歌词没几个人记得住。那些经典的传唱使年轻人输得心服口服。
劳动者的歌，并非仅指歌唱劳动。大量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合唱歌曲，是用来表示集体行进的。这些歌曲与时代同步，具有统一行进者的步伐与激发他们的某种情绪的作用。这些带有那个时代特点的群众性歌曲大都比较激昂，后来一些“主流”别有用心地将截取某些片段用来诬蔑文革歌曲，长期蒙弊了不少群众，至今仍未得以肃清。在这类歌曲中，高质量的作品，完全可以跻身建国以来最优秀作品行列。譬如《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于1963年，这是一首蓬勃向上的革命歌曲，在我国声乐界享有盛誉已久，至今不衰。作曲李劫夫在文革时期凭其对领袖的热爱，谱写了大量赞歌，及全部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受到广泛传唱。在***去世后被诬为极“左”音乐家被打入冷宫。
卞小贞领唱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王锡仁作曲，付林作词，写于***逝世以后，是一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此曲采用对比强烈的多段结构，有领唱、齐唱、合唱，歌词只有四段，但歌曲篇幅宏大，倾注了作者对***的无限怀念之情。曲调抒情，层次丰富，公认为声乐佳作。此歌在1976年大量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能独领独领风骚，脱颖而出，与其丰富的艺术内含是分不开的。后来许多歌者也常以独唱形式演出，这首优秀歌曲曾遭打压严重，一度禁唱，进入新世纪以后，这首歌再次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最喜爱的红歌之一。
在那个时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音乐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劳动行为、劳动成果都能成为歌唱的主题。像《石油工人之歌》《勘探队员之歌》《伐木工人之歌》《双手描出新天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许多歌曲、器乐曲一看曲名便知唱的什么。文化先行，歌唱劳动，歌唱劳动者，才使劳动人民有了进入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感。
《人民日报》1966年5月25日报道“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文章里说：奉贤县齐贤人民公社贫农社员的女儿尤玉华等六个女社员在演出歌舞《毛头姑娘学耕田》时，一面唱着“公社姑娘有志气……扬鞭扶犁为革命，贫下中农心儿齐，五年计划早实现”，一面用赶牛、扶犁的舞蹈动作，真实地表现了农村青年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决心做红色的接班人，愿为革命种一辈子田的战斗面貌。……嘉定县徐行公社九位科学实验积极分子演出了表演唱《科学种田，越种越甜》，表现了社员们进行农业科学实验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那个时期的器乐曲中描述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也不少，比如小提琴独奏曲《庆丰收》、小提琴齐奏曲《学大寨的青年突击队》。这两首乐曲没有用传统的民族乐器，而采用西洋乐器中的小提琴，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下，犹如那个时代钢琴伴奏现代京剧一样，小提琴演奏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村那是十足中国味的。前者以抒情悠扬进而欢快的琴音把公社社员迎来丰收的喜气洋洋的场面和心情演绎得仿佛就在你的眼前。《学大寨的青年突击队》是一首进行曲速度的小提琴齐奏，音乐中，我们听得到劳动的热火朝天、突击队员的你追我赶，还有短暂休息时的欢声笑语……其实，只要愿意坚持本民族的艺术审美，你会发现那个时代很多的艺术精品，如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送粮忙》、《苗岭的早晨》等等。一个人如果不重视本民族的文艺审美，只匍匐在西方主流艺术的脚下，那是没出息的。当然，这其中与音乐表达的内容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成人世界直接影响孩子。***时代鼎盛的儿歌，更经不住市场大潮的冲击，以致现在的儿童音乐基本上是成人流行歌曲，什么《童话》、《你到底爱着谁》、《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波斯猫》、《希望》……
为什么会这样？
“非毛化”的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共产主义信仰丢失，社会又仿佛倒退回到了那万恶的封建资产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共产儿童团歌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 》、《卖报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样的儿歌怎能唱响中国？
还有如弘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劳动光荣，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行为规范，让少年儿童接受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一类的，像《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上学歌》、《劳动最光荣》……
《一分钱》是1963年创作的，作者潘振声当时正在上海某学校当大队辅导员。当时正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孩子们也对做好事充满了热情。他的桌子上有个装回形针的小盒子，盒子里面全是一分、两分钱的“钢板儿”，这些都是学生们捡到交给他的，那时孩子们排队回家，交警就在校外维持交通秩序，孩子们和交警关系非常亲密，经常是走出校门很远了，还频频回头，和交警挥手喊道“叔叔再见！叔叔再见！”于是他将这两个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这首歌。也就是说这首儿歌来源于现实、植根于现实，才会得到广泛流行。什么样的时代孕育什么样的人。再说现在的警察，也都快成“土匪”的代名词了，他们和孩子们的亲密关系已成了昨日黄花，好景不再。还有通货膨胀，也使现在的小孩子连一分钱见都没见过。最终，这首优秀的儿歌就这样被当今社会淘汰了，更别说《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这样直接宣传雷锋的歌了。
再看看《上学歌》中的这句词：“……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在当今社会更是那样的刺耳，“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这句一唱出，保证会引起周围的一阵哄笑：太土了。现在是提倡读书为了个人生存，为了个人找份好工作赚大钱，为了个人能跳龙门当官发财……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要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回头，我就跑，回头一看，学校炸飞了”。现代版的《上学歌》倒是在孩子们中广为流传。
在《劳动最光荣》中：“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歌词将一群儿童所熟悉的小动物拟人化，生动形象，节奏欢快，歌词琅琅上口，易记易唱，内容积极向上、活泼健康，直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的化境。凭什么也应该流芳百世，但就因为现在劳动不光荣了，整个社会都以劳动为耻，以不劳而获过上有钱的寄生生活为荣，这样的儿歌自然就淡出了当今社会，淡出了孩子们的视野。
多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的“五一专场”中，我们已很难以找到为“劳动者”而歌的主题。八十年代以前有关劳动、劳动者的歌曲已代之以“富起来”、“金山座座”了，但也还有一首比较怅然的，由刘欢演绎的《从头再来》，据说是写给下岗工人的，劳动者的艺术位置，悄然地变化了。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东西方的音乐也得到交流，多元化的音乐丰富了人们的听觉，造就了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但我们也发现大部分喜欢音乐逐渐只是被音乐表面的旋律、节奏所吸引，被大众流行的趋势所影响，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音乐，感受音乐的灵魂。
这里想简单谈谈对改开后流行起来的所谓“轻音乐”和重金属音乐的看法。本来，轻音乐〔New Age〕是种感受宁静、安逸而极少有歌词的音乐类型，它的重点在於营造出大自然平静的气氛和宇宙浩瀚的感觉，令人心平气和。有人说，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你会彷佛走进一个空灵缥缈的世界，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这一分净土的，只好藉由轻音乐来实现。而所谓重金属音乐，主要是可以给人产生一种宣泄的感觉，这种音乐的吵闹程度足以淹没你心中的不快，你可以随著音乐的爆发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我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音乐中麻醉剂自己而已。
至于近些年影响人们最大的流行音乐，有调查称：大多数的学生喜欢听流行音乐，仅有2.7%的学生不喜欢听，其中有44%的学生听音乐时间在30分钟以内。在劳动和劳动人民已不被歌唱，主流社会鼓励人们崇拜歌星、追求所谓个性的今天，哼哼唧唧要死要活的流行音乐所传达的消极作用这里就不需赘述了。
2011年8月5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飞舟接受检察日报《绿海副刊》采访时谈到音乐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时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乐被中国古代哲人视为与天、神相通，由人心而生，对人类影响最大之物。古人虽无法给以科学的解释，但现代脑神经学早已解开音乐之所以神奇的奥秘。在人类若干脑神经中，听觉神经成熟最早且起着主导作用，是大自然先天赋予人类听觉神经以优先、特殊地位。大自然似乎要让音乐主宰人类的精神和行为。这就是乐教化的奥秘。同时，音乐“和”的功能有助于提高凝聚力，所以中国古代先王特别重视音乐。有人说西方音乐比较丰富，中国音乐比较简单，但这种简单是追求的结果，不是不能复杂，恰好是高深的一种表现。中国音乐的形式简洁，意境高远，哲学含义深刻，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
音乐是常人喜闻乐见，发乎内心，自觉追求的。通过统治阶级的编乐，组织奏乐、唱乐，人们不知不觉在这些看似娱乐的活动中，或被教化为勤劳善良之人，或被诱惑为自私、暴戾、颓废之人。在可以表现超越现实的音乐世界，它可以激发人并没有看到的色彩和形象的意象，让你展开任何不可言语而又不能压抑的幻想和内心体验，满足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需要，替代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满足和受阻的愿望的实现，在现实与非现实，意识与无意识，清醒与梦幻之间架起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用一个时髦的词表述的“正能量”——最经典的就是欣赏乐曲《红旗颂》，通过感受乐曲的宏伟气势，体验乐曲的速度、力度、乐器音色等音乐要素，你会深深地感叹革命先烈们，并理解革命是如何生生不息的。
《红旗颂》的引子由嘹亮的小号奏出，指引出革命道路前进的方向。再经圆号反复，引出弓弦乐器演奏的歌颂红旗的主题，这一主题在钢琴的伴奏下，给人以光辉热烈和庄严的深切感受，人们被音乐带到幸福激荡的回忆之中：1949年10月1日，***主席站在宏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主题又一次转调出现，转调后的音乐色彩显得更加明亮辉煌，仿佛是亿万人民欢腾热烈的情景。优美深情的旋律，倾注了多少英雄儿女的热血啊！
在第二乐段，当双簧管奏出深情如歌的旋律，描写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五星红旗，心潮澎湃的情怀，传达出人民对红旗至深的情与爱。接着连续的三连音，使节奏富于动力，节奏紧缩，速度加快，歌颂的主题变成豪迈的进行曲，中国人民在红旗指引下英勇战斗，顽强拼搏，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红旗的指引下昂首阔步地奋勇向前，这进行曲的节奏正是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号角又响了，红旗高高飘扬，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五星红旗，心潮澎湃，传达出人民对红旗至深的情与爱。
进入第三乐段主题的再现部分，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了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尽情歌颂的情怀，人们尽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中国***。
这是一首深情的颂歌，这是一支气势恢弘的乐曲。红旗在迎风招展，中国人民在猎猎飞舞的红旗下满怀豪情，奋发前进。曲终，引子再现，引入国际歌旋律，全曲达到最高潮，表示新中国的明天将一片光明，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会实现。
行文至此，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结论来结束本文了：音乐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而且是很鲜明的，请有志于为劳动者歌的仁人志士明鉴。
（2013年5月22日 重庆）


李永康：关于劳动者的歌之浅见

西南左翼文艺群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举办“劳动者的歌”专题讨论会，确定主题为“劳动者的歌”，要求“围绕劳动者歌曲被边缘化的实际现状，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并给俺老汉发来邀请信，让俺受宠若惊。
所谓劳动者，应是指依靠自己的体力、技能、智慧、经验等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劳动者的歌，顾名思义，应该是歌颂劳动光荣，颂扬劳动者崇高伟大，向劳动者表达敬意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据老夫胡乱考证，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劳动者的歌”，大概可追述到几千年前的《诗经》矣。歌云：“槛槛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起涟兮……”。俺想，在那个时候，劳动大概是光荣的，受人尊重的，不然怎会有歌颂伐木工人的歌曲产生，甚至载入了史册，留芳千古。
有朋友与老夫抬杠曰，《诗经》不明明是诗么，你这歪嘴老汉为何硬说它是歌，岂不牵强乎？俺劝这位朋友不要着急上火，听俺慢慢道来。其实在俺这样不懂诗也不懂歌的老家伙眼中，诗与歌的区别并不太大，二者大概属于夫妻关系，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老夫认为，将一首诗谱上曲那就是歌，将一首歌去掉曲之后，剩下的岂不就是诗乎？
遗憾的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理念便贯穿于整个历史，而劳动者又大都属于“庶人”、“由之”之例，与“礼仪”、“知之”这类“劳心”的玩意儿无缘，所以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直鲜有歌颂劳动或“劳动者的歌”问世，这也是必然现象。
到了唐朝时期，杜甫等同情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大概看不下去了，于是憋了一肚子气。其中李绅就创作了一些与“庶民”相关的作品，如“除千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如《水浒》里“赤日炎炎似火烧，稻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以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系列诗词歌赋，以示对社会不满。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妄胡乱猜测，杜甫同志大概也属于“庶人”和“由之”之例，平时与“礼仪”和“知之”这类玩意儿相隔十万八千里，经济上可能也与俺老汉一样，属于打工一族，所幸还有点文化，故吟诗作赋，借此发发牢骚。但自杜甫以后，史书上确也再难寻觅关于劳动与“劳动者的歌”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劳动或“劳动者的歌”边缘化与否，是由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在中国近代两百年的历史上，先后发生过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朝代更迭、军阀混战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战乱悲剧，劳动者的地位更是马尾巴串豆腐——根本提不起来矣。如此，还能有“劳动者的歌”吗？能苟且偷生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直到上世纪初，一面印有镰刀铁锤的旗帜横空出世之后，劳动者心中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劳动者的歌”才开始盛行大地，标志着劳动人民从此迈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年代里，“劳动者的歌”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石油工人之歌》、《清洁工人之歌》、《邮递员之歌》、《白衣天使之歌》……，另外还有歌颂解放军战士的，歌颂人民教师的，歌颂商业工作者的等等。“劳动者的歌”在那个年代达到了历史的鼎盛阶段，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即使你官帽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的。
然而“特色”以来，历史的悲剧似乎又在重新上演，当资本卷土重来，重新登上社会舞台并扮演起主角的那一刻起，劳动者又不可避免地跌落回了“庶民”的位置。尽管“劳动者的歌”还在，词未变，曲未改，但唱起来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当家作主的年代，每当俺唱起来，就感觉铿锵有力，精神振奋，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让俺产生一种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可是当俺成为一名打工仔以后，再唱这首歌，却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种感觉了。力量倒是还在，但不是***给国家，***给集体，***给社会，而是***给老板，***给资本家，心里当然不是个滋味，唱着唱着就难免跑调。试想，老板腰缠万贯，一掷千金，家中有别墅，出门坐宝马，嘴上叼名烟，餐餐食鲍翅，每晚还有二奶小密相伴，喝瓶酒都要抵俺几个月的工钱时，相比之下，你的“力量”算个“神马”玩意儿，你不就是一打工仔吗？还***TM个屁呀。
当前对劳动者名称的称谓，网络上有一颇为形象的描述，现摘录如下，供大家鉴赏：
本名：无产阶级
假名：领导阶级
别名：体力劳动者
洋名：蓝领
外号：蚁族
昵称：弱势群体
一般性称呼：下岗工人、农民工、失业者、打工仔
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
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
真名：穷人

可见劳动者一旦失去了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依托，“劳动者的歌”即便再多、再动听也难免会被边缘化，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与创作数量的多少没有丝毫关系。
想要“积极呼吁反映和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重申劳动者对文艺的主导权”，这个愿望倒是好的。但以老夫之见，在“特色”环境下，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一厢情愿的味道。试想，打工仔能唱着劳动者的歌高高兴兴地去忍受剥削压迫么？富士康十三连跳说明什么问题？那是阶级对立的结果呀！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逆来顺受地接受剥削和压迫，除非他有病，或是下贱得慌，再不然就TM不是人，而是牲畜，这与“劳动者的歌”创作数量多少同样没有关系。
与当年杜甫同志异曲同工，在“劳动者的歌”销声匿迹多年以后，春晚舞台上总算出现了一位打工仔的身影，那就是旭日阳刚同志演唱的《春天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首“劳动者的歌”了吧。尽管媒体一致力捧，可俺老汉并不感冒，感觉其歌词立意非常消极，与杜甫同志不可相提并论。杜甫同志当年还敢于直白地发几句牢骚，直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而旭日阳刚同志的歌声中，没有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勇气，没有对社会两极分化提出批评，只是一味反复地悲泣自己“没有信用卡，没有老婆，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旭日阳刚同志身为一名打工仔，只是唱出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个群体的悲哀和无奈。当然，俺也不想过分责怪旭日阳刚同志，尚不如此，他恐怕连上春晚的资格都没有。这也是在特色社会下劳动者的悲哀与无奈。
不过说到“积极呼吁反映”，俺老汉倒是举双手双脚表示赞同。问题是“积极呼吁反映”行得通么？向谁呼吁？向谁反映？如果向“特色们”呼吁反映，那等于脱了裤子放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就是当今劳动者被边缘化的始作俑者。如果是向歌曲创作者们呼吁反映，要求努力多创作一些歌颂劳动和劳动者的作品，那也没有找对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即使创造出再多的作品，也难逃被再次边缘化的噩运。
俺并不反对多多创作一些“劳动者的歌”，问题在于劳动者们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歌。如果该作品具有清醒剂的功能，能象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样，唤醒大家的阶级意识，使其明白自己的阶级身份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那当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欢迎。
老夫最推崇的“劳动者的歌”首推《国际歌》，那慷慨激昂的音符，富有***的歌词，代表了劳动者的心声和希望。中国***人当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功，走向辉煌，最终成为执政党的。今天，如果能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引吭高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片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并从这首歌中明确自身的目标和方向，则“歌颂劳动者的文艺作品重新热起来”就有十分光明灿烂的前景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也符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宗旨和执政理念。愿我们的歌曲创作者们以《国际歌》为范本，努力创作出更多这类的优秀作品，让更多“劳动者的歌”唱响中华，唱遍世界。
（2013年5月30日写于都江堰）


许多：新工人艺术团的实践之路

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于2002年，是由孙恒、许多等打工者组成的一支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文化服务的演出团体。自成立以来，他们坚持“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方式，从要为打工者发出声音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展成了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权益维护的公益机构——工友之家，从分散在城市边缘的点滴活动，到建立了文化基地，创办打工文化博物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这条发展道路上，打工青年艺术团首先坚持的是以“大众文艺”的方式，通过歌声，歌唱“劳动最光荣”，确立打工者的价值观，引导打工者的文化自觉。同时，面对打工群体的现实需求，他们将打工者的群体利益放在首位，以组织的形式，协助工友维权，提供日常服务。2008年他们创办的打工文化博物馆，更是承担了为打工者书写历史、建设打工者文化认同的重要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在社会秩序的框架中，随着现实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与基层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摸索着发展道路。

打工者这个特殊的群体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同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建设具有紧密的关系，而打工者的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是城乡互动、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打工文化博物馆馆长许多，从他自身参与的打工青年艺术之家的发展道路入手，描述打工者文化建设与组织建设的动态过程。

从“艺术家”到打工者的身份认同

打工青年艺术团（编注：现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我们来北京，和广大进城打工的工友们一样，无非是为了“求个生存、图个发展”。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核心成员都有些文艺爱好，来的时候，都带着些“艺术家”的错觉。

演员王德志是我们中最早到北京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偷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几百块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下火车，他打听着路直奔中央电视台，到了央视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自我勉励，他鼓起勇气向门卫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可门卫对他说，春晚的节目是早就定好的，像他这样是根本不可能参与的。失落的王德志在北京街头徘徊许久，最后只好进了一家饭馆干起了杂工。在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中，王德志干过的工种最多，这在他后来创作的相声作品《漂》中有过生动的描写：“我是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暖，朝阳跑过广告，宣武掏过下水道……”

艺术团的团长孙恒和我有些相似，当初都是受了些摇滚乐的诱惑，觉得家乡太压抑，“逃”到了北京。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生活在别处，因此拼命地要去挣脱地面的一切枝枝蔓蔓，要飞到天空中去。可是，当我们似乎真的自由自在地飞进了天空，却发现天是空空荡荡的，四处满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后来，孙恒离开了北京，去各地流浪。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透过墙上的窗，想象着外面的世态万千，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孤独地唱着自己的忧伤和愤怒。

2001年夏末，我遇到了流浪回来的孙恒，他流浪归来后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学音乐，我深受启发，也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意义不在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天空中，生活的意义在脚踏实地地前行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我们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的艺术家，我们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

当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我们便有了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于是，我和孙恒决定要成立一个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用三轮车驮着一个大堂鼓和两个既小又破的音箱，背着吉他，从北五环外一直骑到二环路内的雍和宫附近，参加在那儿的一家为外来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举办的联欢会。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我们的“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宣布成立了。

从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到认识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这个过程所包裹着的既有我们鲜活的生活体验，也有我们身份认同后的理性思考，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有种强烈的羞辱感。我们在郊区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联防来查暂住证。有时候在屋里睡觉，也得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时，我们也生怕被罚款，更怕被收容。

最开始，我是用一种艺术的审美来消解这种羞辱感的，用一种个人的、摇滚的愤怒来发泄，用一个所谓的艺术家中立的身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而这，只能让我沉浸在一种自我的审美快感之中，时间长了，连愤怒都被稀释掉了，只剩下伤感和迷茫。

而当我们打破了“艺术家”的幻象，真实地回归到一个劳动者、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时，我们便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鲜活的主体，确立了一个真实有力的立场。有了这个主体，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犹如找到了土壤的麦种一样，扎根进结实的泥土中，麦芒锋利地向上生长，我们对现实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种成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当时创作了一批全新的作品。王德志根据自己的打工生活创作了相声《漂》；我和孙恒的歌，也都不再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忧伤，而是抬起头来写周围工友们的生活；曲风不再自我陶醉，而是变得朴实粗犷。当时孙恒创作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我创作了《打工号子》《走南闯北》等歌曲，我们还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一个反对身份歧视的短剧《月英的故事》。

从艺术团到草根NGO：

确立劳动价值，建设打工文化

2003年春天，我们得到了乐施会的支持，添置了一批演出设备，准备五一时去南方作一次巡演。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演出队开始壮大，于是，我们就将“演出队”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

虽然那一次巡演因为非典的原因而被取消了，但在非典过后，我们就带着自己的节目去工地、工厂、社区、学校给工友们义务演出。艺术团的口号是“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我们演出的主题是“反对身份歧视”。像这样由打工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在当时的环境中，非常稀少。或许也正因如此，很快就有媒体自发地对艺术团的活动进行报道。为打工群体发声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就这样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在实践一种大众文艺，它与精英艺术绝对无关。一方面，艺术团就是要为广大打工者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让工友们有权利、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因此，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艺术形式与技巧放在第一位。孙恒演出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的歌唱得不好，我们唱歌也会跑调，但我们唱的是这个群体真实的声音。另一方面，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和工友们一起建立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我们把真实的生活写进歌里，力图打破主流文化对工友的“洗脑”，希望他们打破生活的幻想，直面现实，认同劳动的价值，认同自身的价值，互助合作，维护权益。

在为工友们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遇到了工友们的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工友们下了班没事干，想学习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权益受侵害了，不知如何维权；在城市里，工友们经常感到孤独，但也无处可去，等等。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艺术，也超越了艺术团的承载能力。现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也没有回避这个要求。于是，打工青年艺术团扩展成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个专门为工友提供文化教育及权益维护的公益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质是时下人们常说的NGO——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NGO这样的概念，我们在成立了“工友之家”之后，有人说这是家NGO，我们也就说这是NGO了。

移民社区的文化建设

工友之家最开始就将打工者集中居住的社区作为开展工作的地点。工友们工作的工地、工厂，一般都很封闭，而工友们居住的社区，相对来说，就有自由得多的空间和时间。所以，我们决定立足社区，然后再向外辐射。

我们在社区的工作首先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展开的。在学校里，通过学生，可以和工友们建立亲密联系。2003年下半年，我们把自己的活动地点搬到了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周六、日举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打工青年文艺小剧场（说是“文艺小剧场”，其实就是工友们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现场再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的简单表演形式）、工友论坛（由工友来主讲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文艺联欢等活动。活动虽然简单，但工友们还是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开始勇于表达自己。他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和力量，也增强了自信心。慢慢地，我们的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陆续在这里办起了工友互助图书馆、工友电脑教室，还和工友们一起创办了《社区快报》。不久，我们以三方（居委会、社区打工子弟学校和工友之家）共建的方式，成立了“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并在民政部得到合法注册。

我们在肖家河社区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个在移民社区开展打工者文化教育活动的可行性模式。肖家河社区是个很大的移民社区，大约有两万外来打工者居住在这里。在这样的社区，外来工友的人数一般都会超过本地居民的两三倍，社区的移民问题因而也是基层政府、居委会面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地和社区的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进而向上渗透到街道、区市政府部门——这后来也形成了我们的工作模式，以自下而上的倡导，努力争取各级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除去文化教育之外，工友之家的活动也介入到为工友维权的活动中。2003年，在温总理为打工者讨工钱之后，打工群体工资被拖欠的问题浮出水面，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维护打工者权益的相关政策。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此时也可以大力开展打工者维权工作。2004年下半年，我们在朝阳区东坝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内新设了一个办公地点，成立了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我们还开设了工友热线，展开针对打工者权益问题的个案协助工作。在协助工友维权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关注一个维权个案是否成功，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协助，增强工友维权的能力，也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将一些工友培养成维权骨干，日后可以协助更多工友，增强打工群体的维权能力。

面对现实问题的自主发展道路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想建设一个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根据地，于是决定创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什么选择建设学校呢？一方面，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只能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而我们却想更深一步，探索一条更适合流动儿童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学校的自我运转，我们也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开展具有更多自主性的活动。

恰好在2004年9月，艺术团发行了首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我们也得到一笔版税。于是，我们就用这微薄的版税作为了学校的启动资金。经过艰苦的筹备，2005年下半年，我们在朝阳区皮村创办了“同心试验学校”，随后就把工友之家的主要办公场地也迁到了这里。白天，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晚上，我们在学校里开办工友夜校，为工友们开设了大众文艺课、法律课、社会基础课等等。学校逐渐成为社区的学习中心。

有了这个根据地，开展活动就变得更为自主了。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在这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开办了“同心互惠”二手店，二是建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开办“同心互惠”二手店，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城市人的物品更换很快；而工友们的消费水平有限，必须务实地消费。我们就想搭建一个资源流动的平台，将城市人过剩的资源转移到工友手中。于是，我们就去学校、居民小区募集各种闲置物品，然后将各类物品加以整理，再拿到二手店，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工友。这个二手店的确降低了工友们的生活成本，非常受他们的欢迎。对于我们来说，二手店的所得盈利可用来支持工友之家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每个二手店又是一个为工友提供服务的窗口，它与工友之家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理念价值及其他服务相链接，这也是我们把这个店取名为“同心互惠”的用意。之后，有学者跟我们说，“同心互惠”二手店的这种模式叫做“社会企业”。

如果说开办二手店，是我们想探索一种通过和工友们的日常需求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既协助工友解决生活问题，又能完成自我造血的发展模式，那么，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则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打工群体的文化阵地。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设在离同心小学不远的一个院子中。2008年五一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首先要承载的任务，是记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及历史变迁——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将来。我们用不着等待学者来记载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也可以保存我们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传播一种新文化——一种体现劳动价值的文化。我们希望，这种文化观能真正促进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

工友之家这些年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我们设想好的，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从打工群体的需求出发，不断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从最开始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到为进行工友文化教育，成立工友之家，开展维权工作，再到创办同心试验学校，建立自己的发展根据地，开办同心互惠的社会企业，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一步步的脚印，都不是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不断地根据实际需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每一步发展，又都是在中国社会现存秩序中展开的，是在现实的框架下拓展出来的空间。因此，这是最鲜活的例证、是最具生命力的实践、是最可推广的经验。

资源整合的现实路线

工友之家这些年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地调整运作方式，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

在整合资源的道路上，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最开始也都经历过失败的教训。2002年下半年，我们想在一个移民社区里为工友们办一个文化活动室，但当时我们只是埋头忙碌，没有和社区基层组织有任何联系。我们到处张贴海报，结果被当地派出所顺藤摸瓜取消了我们的活动。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我们并没有剑走偏锋，与基层政府对立，反而很注意和社区居委会建立良好的联系，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哪怕是默认也可以。在移民社区，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基层政府也在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所以，民间组织和政府——特别是和基层政府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们在皮村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也积极争取政府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区文化馆的支持，建立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我们又和村委会积极合作，共建了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工友，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整合资源中，我们不但和基层政府合作，也和上一级政府开展合作，积极参加团中央、文化部、司法部等举办的活动；我们也充分争取媒体的资源，借助媒体最广泛地传播我们自己的声音，传播我们的文化理念。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如何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工友之家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许许多多志愿者的主动参与；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倡导的新文化的凝聚力。

一点思考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劳动者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劳动者的声音也非常微弱。事实上，两亿打工群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这两亿人的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而打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首先需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的觉醒，需要打工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要“熬得住”！中国的劳工NGO和打工群体有着共同的生存处境，大家都要先放弃幻想，认同工人身份，认同劳动价值。身份认同和自我觉醒，需要的就是建设打工群体自身的文化。只有有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才会应运而生。

然后就是得“死磕”，不急不躁，从实际情况出发，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任何已有的模式，创造新的组织方式，也要不断地把经验推广出去。

再就是得“靠谱”，要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要团结整合一切可团结的资源，不激进，不消沉——就是那句歌词：“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努力干一起干，共同发展”。

这些年来，打工群体总的生存状况也是在不断改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或许也打破了不少人的幻觉。我们朴素的、艰苦的、活生生的劳动，终将是我们存在的力量。我们不是在想象中前行的，我们在现实的碰撞中塑造我们自身，寻找我们的希望。
（北京 新工人艺术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