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哉国企

渝儿石 写道: 痛哉国企

我是地地道道的大型国企的普通工人，于二零零七年退休，因为还要自己缴医保，余下的钱勉强可以活命。有感于下岗十几年的啼血处境，亦有感于国家经济体制的质变，谨此说说我对国企的认识。曰之“痛”，是因为它在我心灵的创伤至今没有愈合。这里的国企，指*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非改革开放以后的“国有企业”。“国营”“国有”一字之差，本质有别，精英们这般改动自有他们的用意。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后，全国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诸多国营企业。包括接管的国民政府的企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改造的公私合营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掌管的具备社会主义公有制特质的企业；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投资兴建的企业。从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主流经济和城市街道乡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性特征，构成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基本经济基础，同时也确立了*共*产*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下，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贯彻实行《鞍钢宪法》，发扬大庆精神。《鞍钢宪法》体现工人阶级参与企业管理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也是防止作为公仆的企业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种管理体制；大庆精神则是工人阶级伟大的无私*奉*献*品格的体现，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特征。所谓“先进生产力代表”，绝对货真价实。

新中国前三十年共*产*党*内上上下下的干部极少*腐*败*，特别是国企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能廉洁奉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运行管理模式和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价值观上的道德和思想。这种道德和思想，源于共*产*党*伟大的理念呈现的美好现实给予人们的精神提升。因此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一个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时代，一个追求信仰充满*激*情*的时代，一个情操高尚勇于担待的时代，一个不计报酬乐于*奉*献*的时代，一个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个时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成为了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世界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霸权主义惹不起的强大国家。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打饶命拳”是有他的道理的。

*毛*泽*东*时代的企业，无不彰显社会主义有别于一切资本主义的公平公正的优越性。一个社会如果缺失公平公正，特别是经济受益上的公平公正，其它一切皆是扯蛋。公平公正恰恰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肯定不行，一万个不行，它以资本为导向的剥削和掠夺的丛林法则，只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灾难的深渊。

依据国民经济性质，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国企的管理者与工人利益一致，干群关系平等和谐。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坚决执行国家使命，绝不唯利是图，绝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它创造的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工人是名副其实的主人而不是贱民。我于一九七零年进入国企工作，前后调动八个国企单位，记得最初工作那两个单位的一把手，两三千人的企业头儿，他们的工资和我这个二十过不点的小青年一样是三十八块钱（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七年）。此时的工人技师，早已是一百几十多元的工资了。而有的单位最高层领导人，可以算我的长辈的人，比较我的工资多则一倍，最多则两倍三倍，他们都是五十代和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也有一些是“南下干部”。他们没有享乐主义，不在乎物质利益，深怀感恩，情系国家，对工作充满热情，对工人群众和蔼可亲。

我一生中感受最深的，是每次调动到一个新单位时，几乎都有党的领导或行政的领导欢迎我，他们与我热忱握手嘘寒问暖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热乎乎的，须知我不过仅仅是一个很平凡的什么技术也没有的小工人呢。那时这些当官的对*毛*主*席*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对下级对群众的关心之情，当今社会难得一见。不要说他们搞*腐*败*，即便有丁点儿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露出马脚被群众揭发出来，自己都感到羞愧难当。最典型的是一位副厂长南下干部，亦是厂里八个处级干部之一，因为负责厂里一个小工程收了县集体企业修缮队两千元好处，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两年缓刑四年。因同在一个家属区吃喝拉撒，他们全家包括老婆和孩子，从此看到厂里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无不脸红无不羞惭无不垂头丧气，让人不免滋生些许同情。不需要讲什么“八耻八荣”，人们自觉地践行，知道什么叫丢人什么叫长脸。

那时我们工资低，但是一个普通工人可以养育三五个乃至七八个子女，从来不担心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老无所养，更不必为房子发愁，因为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即使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也绝不操心交不起学费，因为实行免费教育。我们家就是例子。我父亲两兄弟，伯父是工人技师，一人工作养着老婆和七个子女，最大的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小的生于一九六二年；我爸爸一人工作，六级工七十六块钱，养我妈妈和五个子女，最大的生于一九五一年，最小的生于一九六三年。十二个兄妹中，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个个活蹦乱跳，无忧无虑。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如今的住房、医疗、上学、养老成为老百姓头上的几座大山，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不进则退，不知道是社会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所在的企业，是一九八五年抛开党的领导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一位六五届本科生，从科长升格为厂长，上任尹始便不认党的领导，一手遮天，大事小事完全由他说了算，不但工人叫他老板，他自己也称他是老板，很快潜移默化把工人化得啥也不是的屁民。因他面相冷酷，一些工人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唯恐避之而不及。到后来实行《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人的地位从企业主人变成雇佣，国业的性质也由此脱变。不幸的是这位当初不知天高地厚的厂长，不仅搞垮了企业，而且因收受贿赂和*贪*污*公款被法办了。一个本来不坏的党的干部，从此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谁毁了他？几十年风风雨雨撞过来的，无往而不胜的伟大的党，一以贯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企业，搞得好好的却吃错了药换成厂长负责制让一个人说了算，权力得不到制约，不搞出些毛病才是怪事！

国企私有化是从“春天的故事”开始的。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兴起和“国退民进”的推行，国企从此土崩瓦解，或合资了，或管理层收购了，或被哪个大爷控股了，或变卖哪个大亨了。工人阶级急剧沦落为下人，《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荡然无存。一路折腾至今日，再也找不到当年国企的影子！毫无疑问，这种现象，这种让人痛心扼腕的国企命运，是三十年来主张“改开”的精英和权贵资产阶级图谋资本主义复辟推行私有化的结果；是他们甘当汉奸卖国贼帮助西方主子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是他们擢取个人私利肆无忌惮搜刮人民财富的结果。铁证如山——十万个以上的国营和集体企业私有化、超十万亿以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最好的佐证！

撇开外企不说，如今还仅存的、可怜的、在全国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百分二十七，人们还称之为国企的企业，实则已经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私企，官僚资本主义的官企——然而，面对这种国企惨烈的现实，面对质地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社会主义痕迹的这些国企，无良精英们和权贵资产阶级却还要继续谴责它是垄断企业，贫富差距罪魁企业，还在进行无休无止地变卖。不但将铁道部公司化，允许私营资本外国资本进入，还发出第二个“三十六条”，顽固地坚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精英们甚至叫嚷“不改革死路一条”，要“杀开一条血路”。明明这些国企实质上大多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国企，他们还不肯罢休，还要想彻彻底底化它个一干二净，意欲完全彻底消灭仅存一副躯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让整个华夏大地高高飘扬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这不是要彻底颠覆共和国《宪法》和《党章》、颠覆*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让*共*产*党*完全失去“公有”的人民性和阶级性基础，变成依附于私有资本的资产阶级政党，依附于西方国家的傀儡政权吗？如此下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有良知的中国人情以何堪？

一个从*毛*泽*东*时代走到今天的地地道道的国企下岗工人，我饱尝了所谓“国企改制”的苦果。我曾在《乌有之乡网》发载过一篇《攀枝花的眼泪》，诉说我从九三年到二零零六年下岗打工浪迹天涯十余年的悲惨经历，那是我不堪回首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经常揭不开锅的苦难。我知道，这种苦难非我一人承受着，它是一个数以千万人计的骇人听闻的数字！

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无形的硝烟中蒙垢含冤，浩瀚如潮的农民兄弟走出农村悄声无息地取代城市工人阶级成为新兴打工族，沦为资本奴役的农民工，不再续写当年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骄傲，反而沉重地续写着资本的血腥。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中国老百姓开创的基业，社会主义的、充满公平公正和强大动力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从此成为历史，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悲剧，*共*产*党*的悲剧，社会主义的悲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悲剧！
     
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说，“如果丢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而现在中国的情形，大约就如奔腾的快马，已经面临万丈悬崖的边沿了。

痛哉，我曾经深深爱戴的国企，您还能再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