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评《1894：甲午大海战》

甲午海战中的“情感”桥段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有好几段情感戏，是说爱国将领邓世昌与船政学堂同学、北洋水师同僚刘步蟾的小妹从小青梅竹马，成年后又邂逅于英国伦敦街头；这位刘小妹外向而欧化，说英语，著洋服，交游于清末海军精英，出入于北洋水师军营，懂感情，识大体，发乎情止乎礼义。

应该说，这条情感线，还是为中日海战这条主线增添了色彩，并且好像也是冯小宁编导刻意追求的“新意”之一。

说到“新意”，就不能不对比一下那部两三代人耳濡目染、很多台词倒背如流的经典影片《甲午风云》。不全是巧合，1962年出品的《甲午风云》里也有一条情感线，虽然戏份要少得多。那是致远号兵舰上的水手王国成与其未婚妻李世英的故事，电影里交代，这位李世英是当地老渔民李大爷的闺女，王国成的战友济远号水手李世茂的小妹。

但是，这条情感线，在《甲午风云》里并非只是为了增添“色彩”。50年前的中国电影工作者眼光要高得多，设置这条情感线，是有其特定功能，它联结着当地民众与水师官兵，引出民众对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抗敌行为的坚定支持，以及民众自发而韧性的抵抗运动。普通民众的抵抗与北洋水师的行动或交织，或平行。当提督丁汝昌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呈水师官兵的《破敌条陈》的同时，邓世昌也受民众委托，转呈了请求朝廷向倭寇宣战的《万民折》；当水师官兵紧张备战的时候，李大爷、李世英父女机智捕获了日本间谍；在邓世昌出战前夕，民众组织劳军并赠送其“保国卫民”牌匾。基层民众的视野是《甲午风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错，这里有夸张，有虚构，也深受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渗透。这个意识形态说的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但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也是现实社会的主人翁。

反观新片《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则完全局限在精英——而且还是朝廷体制内的精英的视野。它强调的是北洋水师军官们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留洋经历，突出的是中日双方海军官佐们的同窗关系，展示的是英语、酒会、钢琴和笔挺的海军军服。这种精英的视野和趣味，很大程度上的确真实再现了1894年的中国。那个时代，的确是精英垄断的世界。只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从1895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开始，中国社会的重心，才逐步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这个由内向外的过程，也是由上向下的过程，社会重心从督抚大员（洋务运动）转向中青年士子（戌戊变法）和留日学生群体（辛亥革命），再转向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甲午风云》中的民众故事，很大程度上浓缩了后来的历史趋势。

这个趋势至关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工农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中国才扭转了近代史厄运，完成了民族解放任务，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完成民族革命。

不妨对照一下日本近代史。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换个角度看，人材并不为政府所垄断，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间，甚至在乡村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而中国的近代化，“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仅有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缺少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参与，这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戌戊变法、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键。日本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潮是国家主义右翼，民间的右翼势力，如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右翼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化的深厚土壤。日本民间活跃的右翼力量，在《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中也有专门的表现，如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长崎，舰队士兵在街头遭遇右翼分子袭击；1895年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也同样在街头被右翼分子枪击，重创面部。只不过，编导仅把它们作为一种戏剧性元素加以呈现，并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实际上，中国的全民动员，是在抗日战争中才完成的，这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由此，也确立了后来主导中国社会几十年的主流价值观、历史观。《甲午风云》正是这种价值观、历史观的产物，它的确有人为地拔高民众的嫌疑，但它表达的“民众的视野”，却指出了历史的“应然”：民众的动员，是中国战胜强敌的前提。《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放映于今年的抗战纪念日前夕，但编导并不理解抗战的真正精神。它把那段情感戏的主体，从基层军民改写为上流精英，立场、视野、价值观的变化，尽在其中。

在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表面看是由于清廷的***，实质上是两种社会改革的对比：只有动员民众并由他们支持和推动，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变革。《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忽略了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