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与自觉

我们想自由地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来，然而我们不时又被呼喊或者去唤醒别人，主动与被动，不仅暗含内因、外因，也确实将内外分裂或者联系起来看待，因而这常常体现的是一个一个的矛盾。

我为什么会关注“文化自觉”这样的一个命题或者话题呢？

先绕开一点话题，谈谈我的一些切身体会。小时候，一直是三好学生，几乎被教育成标准的好人了，脑海里有很多好的价值观，然而慢慢发现在生活中却是另外一套标准？难道大人教育我们的和实际的不是一样的。有一次，玩一个扎红薯的玩具，我绕了远路跑自家地里去掏红薯，后来被大人知道了，结果说我“太傻”，而我感觉是应该的。

90年代的时候，在我的教育中还有很多的“英雄”，而此时社会谈论的已经是一些“致富明星”，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些致富明星，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致富，却不管他的手段，而重视他得到的结果，而后说：你不学，你傻啊!这几乎是我常常听到的口头禅，至于我认识的那些“老实”的人，终于在竞争中沉沦下去，不但没有赞美的话，至于后来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面对此种情况的时候，我怎么办，一是表示理解，二是沉默，深深地沉默。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抵能看到人世的真正面目。我在中学时代，接连的碰到家庭的变故，我倾听大家的倾诉，每个人的观点我都清楚，我知道自己弱小，改变不了局面，我怎么办，一是表示理解，二是沉默，深深地沉默。价值观，就这样来回的颠转，我清楚，要么反思，要么拿起利剑对抗世界。

大学时代，独立思考，反抗精神逐渐爆发出来，虽然不学无术，却也不认为老师就是权威，我一边探寻真理，一边抵抗世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接触了当代很多的思潮，工作后带着这样的思潮，虽然更多的仍在寻找真理，可有时候或者又感觉自己是一个“呐喊”者，他人未必像我这样，了解了所谓的“真相”。

09年由于中国经济下行拉大，在一个公司碰到了几个因为效益而“跳槽”的朋友，我了解到生活的压力，那时，我天天早晨和朋友分享参考消息，变分析时政，甚至一起学习《***宣言》的东西，不管学到当时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其中的意义，至少是非常愉快的，然而，我更多认识的朋友，缺站在另外一段的立场批评我，我突然一下感到茫然。为什么呢？他们给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呢？

此时，我已接触很多坚定的马列毛的学生和战士，一方面他们或者不懂和熟悉这些唤醒的对象，另一方面真的是很多“无产者”根本对此不感兴趣。是这些掌握思想武器的人没把武器用好，还是这些无产者真的是缺乏觉悟？

04年，郎顾之争，郎咸平单挑这些经济高官们，让我们发现一个国企改革的大问题。07年后，宋鸿兵《货币战争》一系列书籍上市，大家恍然中实业发展进入到金融时代。而何新一系列的共济会资料和书籍的问世，直指西方知识垄断的根基……

话转回来，我将我感悟的文化自觉放在这样的世界潮流和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来理解。当然，我最先接触到这样的话题，是在乌有之乡看到过一些关于此的标题，当时以为是乡里的呼吁，没想到后来在新闻联播里也看到类似的提法，后来详细了解了，才知道这是费孝通先生上世界末尾提出的命题。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回响，就文化而言，这算是一种群体的泛共识在逐渐成型。

“双庆”事件后，我们网友自发提出搞“新左翼文艺”，其实大部分网友按今天市场经济的分工来说都不是做文艺的。就我而言，我觉得“新左翼文艺”既然是新生的事物，目前参与的人站立场上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它更像一个种子，能长成什么，现在其实并不清楚。另外，我们更多的是要思考“另外的一种可能性”，要强调和今天的文艺的区别。其实，这种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一部分人的文化自觉性。

“革命文艺”更多的可能是呐喊，然而今天，产生广泛共识的却是谈“文化自觉”，为什么呢？我认为一方面反映了大众传媒时代来临，精英主义某种程度弱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处于快速变化的中国对于"呐喊"的疲劳。

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暗流涌动的重重社会问题，一方面是束手无策的人民大众。当华尔街站着的人们打出“99%对1%”的时候，人们又似乎听到了《资本论》沉重的预言，然而，今天我们也不能傻到拿着这些历史文集就能完全找到解决问题的地步，我们不能忽视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毕竟遭受了更大的挫折，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问题，它的问题是带有广泛性的。我想从文化自觉，从思考人们的生活方式，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美好世界理想和对于美好世界建设的广泛参与，才能再一次找到内在的动力。

王小东创造性发明了“逆向种族主义”，即是讲一个民族的人，居然没有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立场。今天，无产者大军里面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可能是没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然而这个问题好像又不是什么新的问题。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给受苦者以空洞的希望，问题也不在于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真正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为什么会相信资本家，从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

套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一个女人死心踏地的爱一个男人的时候，会听朋友劝那个男人是个坏人，别爱他了。站在这样高度，我们来思考文化自觉，我们来参与文化自觉，我们来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我认为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