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电视剧《悬崖》与中产阶级的革命叙事

对于如今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尤其是《暗算》、《潜伏》、《黎明之前》、《悬崖》等商业剧，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谁在看电视，谁在看电影？观众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电影，它们的观众是谁，读者是谁，很显然是人民群众，是工农兵。因此，这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故事，具有的政治功能就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并论证新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冷战政治格局的紧张和意识形态焦虑中，对作品思想性的强调，体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民服务，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彼时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革命年代文学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最大意义。

如今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确实有着深刻的变化，我觉得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如今的革命历史题材面对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资产阶级，成了最大的观众。后革命的年代，革命的前提消失了，没有人民和敌人之分，都是市民，中产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

首先，我们应该将这些界定为红色题材商业剧，这是一次有意味的重写/重述。这是不折不扣的后革命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这其实也回到了当年左翼文学，左翼电影诞生时的情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左翼电影，正是出现上海这样一个目迷五色的摩登世界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20年代蒋光慈的小说广受欢迎，大家都知道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是最好卖的；30年代左翼电影，观众喜欢得不得了。左翼电影的崛起，左翼电影不仅是一种新观念，还是一种新技术，因为左翼电影的崛起几乎是与有声片的出现同步的。阮玲玉这个当时最为大牌的电影明星之一，其电影生涯很大程度上是与左翼电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喜爱左翼文学和电影的都是有些苦闷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这和当下的情况极其相似。

谁在看电视？谁在看电影？这些经过重新叙述的革命历史故事，面对的是当下的人群，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他们自私而怯懦，善于遗忘，又不谙世事，他们无法以革命的工农兵的方式来认同和接受革命历史题材故事，最多只能以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方式获得一点阅读的快感，他们只能以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想象一下祖辈们当年的战斗。

这是时代的语法，后革命，后冷战，去政治化的年代，“红墨水”已经“消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说辞都已失效了。面对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如何重新叙述革命的故事，如何以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方式讲述革命的故事，倘若能赢得他们的关注，稍稍令他们感动，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我想谈谈上半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悬崖》。周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者形象，无以复加的完美，令人不可置信。我从他身上总能依稀看到《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的影子。《红岩》中的甫志高，怎么被抓住的？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居然认同自己扮演的角色，成长为一位城市中产阶级。他迷恋城市里生活，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漂亮的老婆，他有着足够的理由不再革命，逃避危险，追求安逸。前几年有人讨论，甫志高虽然是个叛徒，但他却是一个好老公，当同志们通知他转移时，他并没有转移，他要回去见一下他老婆，还买了他老婆最爱吃的灯影牛肉，当然小说中是把他当做小资产阶级恶劣的根性来批判的。但是按照现在的观念，完全可以把他视为人性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成他明知自己会被捕，也要回家舍身营救自己的老婆。这恰恰是一种“伟大的人性”。

可是现在，我们似乎只能用这样“人性”的方式讲述革命，于是周乙便向甫志高靠拢。《悬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按照甫志高的逻辑来运作的。和甫志高一样，周乙也在城市里工作，而他的哥哥在条件艰苦的山上，他也有体面的工作和漂亮的妻子，虽然是假的，但他呈现出的日常生活对于观众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悬崖》这个剧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周乙的工作总是遇到困难，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工作搭档老是出错，工作毫无进展，对手极其狡猾。但是他没有像甫志高那样背叛，只是他比后者多了些信仰，他比甫志高强的地方在于，他有着毫无来由的，但却是异常坚定的信仰。信仰的话，我们稍后再说。

先看《悬崖》的结局，最后周乙本来是已经脱身了的，按照上级的命令他应该撤走，但人性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撤走，他先救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又要回来救另一个妻子和孩子。这个故事里革命者的崇高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护家人来实现的。他是一个好老公，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好老公，无论是对他真正的妻子，还是名义上的妻子，他都要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最后他也为了了最后的营救而送上性命的。

《悬崖》中的周乙告诉我们，革命的中产阶级叙述，是如何将革命的精神内化到一个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叙事中去的，要保卫这个国家，首先得保卫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价值理念。也是当下中国越来越流行的中产阶级的理念。而当年无产阶级的牺牲精神其实在于，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这个小我既包括我，也包括我的家庭，而大我则是民族和国家。

《悬崖》的结局很窝囊，网友都说周乙死得不应该，这是因为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者不是这个死法。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与过去年代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的一种奇怪的混合。这是一个中产阶级革命者的死法。同样是张嘉译，如果最后一定要死，观众可能更喜欢他在《借枪》中的死法。杀死一个日本军官，那样的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才和民族大义有关。

最后我想再谈谈红色题材商业片中的“信仰”问题。红色题材影视剧中的“信仰”是非常空洞，你说不清楚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但它永远是对了，是正面的价值，信仰是个好东西。这里边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说，信仰是一个替代物，过去我们说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已经没法再谈，就换了一个过于抽象，又很中性的词，这就是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信仰共产主义吗？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明说。但它或许指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从共产主义理想，蜕变为不知所云的信仰，这是后革命的馈赠，但确实也是这个中产阶级社会必备的美德，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欠缺的。只是膜拜，却无力实践，这不就是世俗而粗鄙的中产阶级一贯的表现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历史剧的重拍和重新讲述，恰恰呈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